雨打梧桐乱翻书

 热爱南汇，热爱浦东

何建木 

2003年8月27日，我到复旦大学报到就读，从此与上海正式结缘。2006年7月15日，我到南汇区人民政府报到上班，至今已近三年，先后在区委政策研究室、申港街道办事处、泥城镇人民政府和区发展改革委员会工作。我参加工作这三年，是南汇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南汇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时期。在作为行政区划意义上的南汇即将成为历史之际，我最想表达的感情是：我热爱南汇这片土地，它是我安居乐业的第二故乡，我倍感幸福；我曾经为南汇的开发建设而默默奉献，我倍感自豪；我能够亲自参与南汇的开发建设、目睹南汇的发展变化，我倍感荣幸。在不久的将来，我将努力做好适应、转型和调整，欣然接受新的工作岗位，在建设新浦东、新上海的历史征程上，继续默默奉献我的青春与智慧。在挥泪告别南汇之际，预祝浦东的明天会更好！

让我们记住南汇发展史上最具标志性的几个时间：

1726年（清雍正四年），南汇设县。

1958年，南汇由江苏划入上海。

2001年，南汇撤县建区。

2009年5月5日，国务院批复同意撤销南汇区建制并将原南汇区行政区域划入浦东新区，至此，南汇作为一个行政区划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将与原浦东新区合并成为新浦东，迎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国务院批复同意南汇并入浦东新区

( 新华社5月7日上海电    2009年5月7日 )

　　5月6日召开的市政府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市政府新闻发言人陈启伟透露，国务院已于近日批复上海市《关于撤销南汇区建制将原南汇区行政区域划入浦东新区的请示》，同意撤销上海市南汇区，将其行政区域并入上海市浦东新区。

　　对于之前所传的南汇区与浦东新区两区合并或成立临港新区等说法，陈启伟予以更正。他说，国务院批复意见是，同意撤销上海市南汇区，将其行政区域并入上海市浦东新区。

　　国务院批复要求，此次上海行政区划调整涉及的各类机构，要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设置，涉及的行政区域界线要按规定及时勘定，要严格执行中央关于厉行节约的规定和国家土地管理法规政策，加大区域资源整合力度，优化总体布局，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健康发展。

“新浦东”提升国家战略承载力

 ( 作者：杨群  《解放日报》2009年5月7日头版头条“解放分析”)

　　随着国务院批复同意将上海市原南汇区行政区域并入浦东新区的消息落地，新的浦东新区幅员将由原先532.75平方公里增至1210.41平方公里，扩大到原来的两倍多。

　　这一重大决策的深远意义，又显然不仅在于区界之扩。

　　在原先的陆家嘴、外高桥、金桥、张江四大国家级开发区之外，新浦东又拥有了洋山保税港区、临港新城等国家重要产业集聚区；在浦东开发开放、综合配套改革、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等诸多重大目标聚焦之下，一批承载着国家战略发展重任的改革先行先试政策将汇聚到新浦东……重大要素资源的进一步汇拢和整合，重要产业集聚和引领功能的大大丰富，国家战略承载能力的显著提升，一片全新的热土已呼之欲出。

浦东，多了转型的从容

　　今年是浦东新区的“改革年”。经过19年的开发开放，浦东积累了强大的经济实力和领先的产业集群。但与此同时，可开发利用的土地等资源日益紧张，地区综合商务成本不断提升，以及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正成为影响浦东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对于承担着引领示范重大功能的浦东而言，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已经迫切地摆在面前。要引领，首先要率先实现经济结构的“转身”，而“转身”则需要一定的容量和平台。

　　“新浦东”的实现，让浦东有了从容“转身”的空间。这一全新空间，也远不止于产业类型和产值的简单叠加。

　　此前，浦东已经初步形成“一轴三带六个功能区域”的布局，在金融、航运等方面初具基础。而举目“新浦东”的辖区范围，从陆家嘴金融城，到外高桥保税区，再到浦东国际空港、洋山深水港，以及临港新城等“棋眼”尽收盘中，几乎囊括上海金融、航运、贸易等各个领域建设的所有主题。有了这些空间和要素资源的整合以及相互配合，“新浦东”就有了将金融、航运、贸易等脉络一举理顺打通的可能，毫无疑问将成为上海承载国家战略目标建设的核心区。

　　举例来说，外高桥和洋山是上海的两大港口，也是建设国家战略中航运中心的主要载体。在南汇并入后的“新浦东”，国家推进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政策有了更大的辐射空间，外高桥和洋山两大港口之间的优势可以得到更好地互补，两港间目前水上穿梭巴士班次较少、保税中转功能较弱等现存问题也能够更快地得到解决，从而为打造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核心区、航运政策和制度创新的试验区、航运服务发展的示范区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为上海２０１０年基本建成国际航运中心的目标提供支撑、服务和引领。

　　再如，大飞机项目是上海承担的又一重大国家工程。中国商用飞机设计研发中心已经落户原浦东新区的张江高科技园区。而就在去年，国家级民用航空产业配套基地及大飞机发动机项目也已正式落户原南汇区的国家级装备制造基地上海临港新城。新浦东的诞生，无疑将有力助推国产大飞机项目，让我国的大型客机早日飞上蓝天。

上海，多了服务的内涵

　　原先的南汇区并入浦东新区后，浦东一整套先行先试的机制和政策受益范围将扩大两倍以上，对于上海而言，这意味着，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区域扩容了，上海实施国家战略、服务全国的平台放大了。

　　就拿经济规模来说，浦东去年实现增加值3150.99亿元，南汇去年实现增加值548.03亿元，两者实现一体化后，“新浦东”在体制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协同发展，地区所创造的价值绝不是“1＋1＝2”。如果过去比浦东面积还略大的南汇地区可以获得同等的发展速度，那么未来“新浦东”对于上海整个经济体量来说，将是一个质的助推，而上海对于全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力度，无疑将进一步提升。

　　自2005年以来，浦东成为全国综改试点区域，在今后的“新浦东”，这一使命将得到扩展和延续。凭借体制机制层面的优势，这片12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金融创新、口岸监管等，都将率先与国际接轨，在服务型政府的推动下，这里将成为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的先行先试平台，成为效率最高、活力最大的一片科学发展试验田。

　　此外，洋山深水港、杭州湾跨海大桥、长江隧桥、苏通大桥等一批世纪性交通枢纽工程，也将成为“新浦东”直通长三角的硬件，随着区域内产业布局和城市功能重新定位，上海服务长三角、服务长江流域、服务全国的内涵和能级将大大提升。

百姓，多了宜居的期待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最敏感的房地产市场中，自从南汇并入浦东的前期消息传出后，南汇地区一些优质物业也出现了升值苗头。这个细节从一个侧面透露，人们对住在“新浦东”充满幸福期待。

　　经过近年来的跨越式发展，浦东的生活居住环境得到了质的飞跃，无论是教育、医疗服务，还是交通、商业配套，抑或生态环境打造，浦东正变得越来越宜居。越来越多的人抛开了“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的陈见，选择在这里安家落户。金桥碧云等国际化、高端化社区，更是吸引了大批在周边工作的外籍人士，把家安在浦东。

　　率先实现城市化，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本就是浦东综合配套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随着南汇并入新区，又带来了进一步推进城市化的新任务。如果“新浦东”可以引进更多的知名学校、知名医疗机构落户，新增优质的休闲商业设施，建设更为便捷的交通运输体系，更重要的是，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和社会保障体系，那么就将有更多百姓从中受益，成为最先享受高品质城市生活的现代人，从而真正从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中分享成果。

新浦东，争当国家战略的核心功能区

——写在上海浦东南汇"两区合并"之际

 [信息来源：新华网 作者:季明 俞丽虹 许晓青 更新日期：2009-05-07]

　　这是又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战略决策。

　　国务院近日批复上海市《关于撤销南汇区建制将原南汇区行政区域划入浦东新区的请示》，同意撤销上海市南汇区，将其行政区域并入上海市浦东新区。

　　新的浦东新区不仅拥有着陆家嘴、外高桥、金桥、张江四大传统国家级开发区，同时又增加了洋山保税港区、上海临港新城等正在快速发展的新的国家重要产业集聚区，如虎添翼。

　　从此，在中国海岸线的中点，万里长江出海口的南侧，由“陆家嘴—外高桥—洋山港”所构成的逾千平方公里的三角形土地上，浦东开发开放、综合配套改革、上海“两个中心”建设等三大国家战略聚焦，金融、航运、贸易、行政管理体制等多个领域的改革先行先试政策汇聚。

　　新浦东，作为国家战略的核心功能区，破茧而出。

新浦东，国家战略的新载体

　　两区合并前，原浦东新区面积为５３３平方公里，户籍人口１９４万，去年地区生产总值达３１５１亿元；原南汇区面积６７８平方公里，户籍人口７４万，去年地区生产总值为５４８亿元。

　　然而行政区划调整后的浦东新区，并不仅仅是面积、人口、生产总值上的扩大，更重要的，是它所承载的国家战略和整体功能的显著提升。

　　外高桥港区和洋山深水港区是上海最为重要的两大港口，也是上海“两个中心”建设国家战略中航运中心的主要载体。外高桥港和外高桥保税区拥有１９年发展的成熟经验，在企业和产业集聚、管理运作协调、国际知名度等方面都有着很好的基础；而作为我国首个保税港区，洋山深水港在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中得到了很好的政策聚焦。

　　行政区划调整后，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政策有了更大的辐射空间，外高桥和洋山两大港口之间的优势可以更好地得到互补，两港间目前水上穿梭巴士班次较少、保税中转功能较弱等现存问题也能够更快地得到解决，从而为打造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核心区，航运政策和制度创新的试验区，航运服务发展的示范区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为上海２０１０年基本建成国际航运中心的目标提供支撑、服务和引领。

　　大飞机项目是上海承担的又一重大国家工程，它也将直接受益于浦东南汇的“两区合并”。今年２月，中国商用飞机设计研发中心正式落户原浦东新区的张江高科技园区，占地约５０万平方米，分为行政办公、设计研发、工程试验、创新实验和辅助配套等五大区域，计划于今年７月份开始建造，２０１２年５月完成一期工程并投入使用，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完成二期工程，国产大型客机的自主研发由此也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而就在去年，国家级民用航空产业配套基地及大飞机发动机项目也已正式落户原南汇区的国家级装备制造基地上海临港新城。一架大飞机有３００万到５００万个零件，需要高水平的集成能力，新浦东的诞生，无疑将有力助推国产大飞机项目，让我国的大型客机早日飞上蓝天。

新浦东，改革开放的先行区

　　改革，是浦东新区永恒的基因。国务院常务会议日前审议并原则通过上海“两个中心”建设意见，作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核心功能的主要载体，浦东新区由此肩负起更重的使命。

　　今年是浦东新区的“改革年”，“新浦东”计划通过深化改革，更好地实现浦东开发开放、综合配套改革和上海“两个中心”建设这三大国家战略的“黄金结合”，为我国在应对危机中不断提升国际经济地位，奠定更为坚实的战略基础。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通过综改来提升浦东开发开放的能级和水平，通过深化改革来推进“两个中心”建设，通过“两个中心”建设成果来展示开发开放和综改的巨大生命力——浦东新区正在抓紧实现三大国家战略的融合，力争成为我国竞争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一颗举足轻重的棋子。

　　今年的浦东综改，已经将贯彻落实国务院“两个中心”意见，积极争取在浦东先行先试作为改革重点。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方面，重点是进一步提升金融市场功能，加快构建自主创新的金融支持机制，加快构建航运发展的金融支持机制，加快构建贸易发展的金融支持机制等。探索金融产品创新体制，加快培育融资租赁市场，研究设立政策性信用再担保机构，鼓励社会投资者参与船舶融资，争取更多企业参与国际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等内容，都已列入改革议程。

　　在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方面，今年浦东将通过在综改中完善口岸通关制度，实现外高桥保税区、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洋山港区的一体化统筹发展，研究探索保税区开展黄金等部分特殊原料出口加工制度改革；同时，拓展外高桥保税区多元化贸易服务功能，争取设立“上海外高桥国际贸易示范区”，赋予保税区内有条件企业“保税延展”功能，允许区内企业开展两头在外的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高端产品维修业务，探索区内分拨企业从零部件分拨向成品分拨拓展。

　　国家发改委和上海市政府还将于近期召开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第三次部市合作会议，届时设立空港综合保税区、争取张江成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推进国家质检管理创新示范区建设，争取设立ＯＴＣ市场、争取组建消费金融公司等９项重大改革专项，有望在“新浦东”先行先试。

新浦东，科学发展的示范区

　　１９９０年浦东开发开放之初，浦东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仅为６０亿元；１９年后，这个数字整整增长了６０多倍，是改革开放的伟业让浦东实现了沧海桑田式的局面。但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正面冲击，上海浦东新区经济面临着开发开放１９年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

　　总结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特别是速度下滑的问题，浦东新区认为不能简单归咎于金融危机或外部冲击，根本原因在于浦东还没有完全摆脱传统发展模式形成的瓶颈制约，而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基础还不牢固。“两区合并”为浦东由跨越式发展到经济转型，实现科学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可能。

　　２００８年原南汇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２０％，增速在上海区县中名列前茅。区域内洋山港集装箱吞吐量达到８３０万标箱，增长３６％；临港新城地区生产总值增长３０％，近２０家大型装备制造企业集聚，航运物流业加速发展。过去在上海经济版图中不太“起眼”的区域，正在成为新的增长极。

　　新的浦东，将更好地把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与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结合起来，率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快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推动制造业高端化发展，逐步形成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努力增创发展新优势，形成科学发展新局面。

《安溪姓氏志》 第四十章  何姓

版本信息：

《安溪姓氏志》，福建省安溪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方志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

字数：100万字  页数：580页     ISBN：7-80192-715-X

第一节  源流

一、溯源

何氏起源比较早，古书记载夏商时期就已有何氏真实的却被神化的历史人物，如《尚友录》有关于何侯的记载。

《中国姓氏·群体遗传和人口分布》认为何姓起源主要有三：

一是出自归姓，为黄帝时代东夷归夷的一支，以荷为图腾，并在黄河下游的山东菏泽建立何国。上述何侯系出于此。商朝青铜器铭文证实何姓存在。　
　　二是出自姬姓，分自韩姓。周文王之孙唐叔虞的十一世孙韩万封于韩(今陕西韩城南) ，战国时成为诸侯国，至韩王安被秦所灭，子孙因以韩为氏，散居江淮一带。韩王安之子韩瑊为逃避秦朝暴政，浪迹安徽庐江东乡津。时逢秦始皇巡狩，路过博浪沙，险遭韩国旧臣张良派遣的刺客所害，密令搜捕六国遗族。有秦吏过东乡津，盘问韩瑊的姓名，韩瑊指冰凉的河水说：“姓此”，本意以河水之“寒”以代“韩”，而秦吏竟以为韩瑊姓“河”(或一说：江淮一带口音把“韩”读作“河”，韩瑊指河为姓，不讳姓韩，乃秦吏自误也)。事后，韩瑊获知原委，惊出一身冷，“吾家免于刀锯，河字之力也！”遂依音转“河”为“何”。何姓世居庐江郡，蔚为望族。　
　　三是出自外族改姓。如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定居中原，改复姓贺拔氏为何氏；河南何氏，源自高车部，姑藏何氏，源自唐朝西域何国，太原何氏，源自宋时回鹘族；五代吐谷浑有改何氏；北宋金国女真人阿里侃氏改为何姓；明清云贵川一带有土著改姓何氏；清朝满洲八旗赫舍里氏、栋鄂氏、辉和氏、阿礼啥氏、赫舒哩氏、必喇氏、洪克罗氏等大多改姓何。　
　　何姓尽管来源不一，但最有影响的为出自韩姓的一支。早在汉代，这支何姓人就形成“庐江”郡望(今安徽庐江县西120里)。此后，又进一步分衍出“东海”、“陈郡”等郡望。堂号有天衢、三高、儒雅等。何姓在当今按人口多少排序的中华姓氏中居第17位，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1.17%，是全国百家大姓之一。

二、入闽

西晋末年，中原何姓始有移居福建者。据《闽书》载：“永嘉二年(308年)，中原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所谓林、黄、陈、郑、詹、丘、何、胡是也。”　
　　唐代，中原何姓又两次入闽：一次是唐总章二年(669年)，河南光州固始人何嗣韩、何德，随岭南行军总管陈政父子入闽平乱，何嗣韩被委任安抚之职(即后勤军需官)，平息叛乱后，驻镇泉州一带，食采螺阳(惠安螺阳)，被尊为“安抚公”。一次是唐僖宗时，河南光州固始何氏随王潮、王审知兄弟入闽。

后梁龙德二年(922年)，大一郎名何旦，原南京直隶庐江郡人，选授宁化县尹，后易汀州，开业置产定居。　

　　南宋淳祐年间(1241～1252年)，何逖基由螺阳迁居温陵、浔江，后隐居泉州清源洞，生有五子：长元镇，号我泉，为和地之祖；次元钊，号同泉，移居惠安埔崎；三元钲，号思泉，为诏安之祖；四元镛，号念泉，迁居漳州岳口莲花；五元铉，号志泉，移居邵武光泽县。宋代，何氏还有一支自庐江迁来福建。宋代以后，何姓入闽也时见于族谱。　

三、肇安

何元镇后裔何元厚生有两子：长仲兴，居祖地；次崇兴，讳临雍，于明成化八年(1472年)由漳平县福里易坑移居安溪县五阆山之阳(今湖上乡珍地村)，何崇兴为珍地何氏一世祖。郡望为“庐江”，堂号为“清源好德”。

约于清道光年间(1821～1850年)，何元镇之三子何添润之裔，定居于泉州清源何氏一支迁入湖头定居繁衍。

　　2004年8月13日，原居住于长江三峡工程库区的何青龙1家5人，举家由重庆市万州区河口乡姜家村迁入安溪县城厢镇中标村定居。　

四、繁衍及外迁

　　何氏先祖肇安后，经过500多年的繁衍生息，人口不断增加，支派分析，分居各地。目前定居安溪的主要族系有：　
　　1、湖上珍地何氏　　
　　一世祖何崇兴在湖上珍地开基后，历明、清、民国至现在，已传二十世，分为二支派系，分布于整个珍地村。此外，珍地何氏还有小部分分布于湖头镇大埔村、湖一村、船巷居，凤城镇祥都居、朝阳居、上西居、凤山居、北石村，城厢镇经岭村和龙涓乡灶坪村等。　
　　珍地何氏八世孙何肇虎及其三子(世壬、世御、世娘)等迁居江西省玉山县碓头中碓。十世孙何克伯、何克吉兄弟迁居厦门，何克容迁居台湾，何克师迁居永安西洋，何克信迁居将乐县，何克述迁居大田县苦根，何克总、何克镇、何克徙迁居同安县，何克藩迁居漳平大深沪后。
　　2、湖头镇中山路十字街何氏
　　先祖(名讳不详)由泉州清源迁入，以开布店为生，后置店铺于中山路十字街下的后春宫巷边(俗称土地巷，现为清宫巷)。住宅建于中山路新溪美桥下段的湖头溪河畔的古渡边。至今历传七代，衍传人口58人。　

第二节　分布　

据2004年12月安溪县人口统计资料，安溪何姓共3901人，在当今按人口多少排序的安溪姓氏中居第40位。主要分布于全县3个乡镇。详见下表：　

2004年12月安溪县何姓人口主要分布情况表　

第三节　谱牒　昭穆

《清溪珍地何氏族谱》

湖上乡《清溪珍地何氏族谱》于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由何肇辉主持始修。后有九次续修，有些年代失考，现将几次有据可查的记述如下：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十二月续修；嘉庆十五年　
　　(1810年)六月再修；道光十六年(1836年)八月再续修；民国31年(1942年)冬由何进丕主持又续修；1984年由何明志主持重修，共分十卷，第一卷序，第二卷世系图，第三卷为一至十一世牒，第四至九卷分别为圣、朝、嘉、谋、列、同字辈牒，第十卷为十八至十九世牒。昭穆：　
　　自八世起字行：肇世克侯昭穆分，宗功丕显裕来昆，重修家乘明如镜，万派流波一本存。　
　　自九世起讳行：文士承圣朝，嘉谋列同僚，升平日月永，好德千年祧。　

第四节　祠庙　

珍地何氏祖宇

位于湖上乡珍地村祖厝角落，始建年代失考，约于民国24年(1935年)重新修葺。宇坐壬向丙兼亥巳，宫殿式建筑，土木结构，二进布局，面阔5间，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建筑面积600平方米。大门楹联：“珍宝清辉光祖德；地龙团聚振宗功。”厅联：“派出庐江，祖有德宗有功，俎豆馨香绵世泽；支分珍地，父为作子为述，衣冠跄跻耀文明。”　

第五节　人物

一、人物录

　此部分由于人物不具代表性，从略。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已知职务职称名录

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名录

此部分由于收录不全，从略。

　　　　　 　　　　　　　　　      (李启厚　 撰)　

【附录：《安溪姓氏志》相关信息】

修志动态

《安溪姓氏志》正式出版

资料来源：安溪县情资料库   2006-12-7 15:50:23      阅读536次

　　由安溪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组织编纂、凌文斌主编的《安溪姓氏志》于2006年2月由方志出版社出版，这是福建省第一部由专业社正式出版的县级姓氏志书。

《安溪姓氏志》为精装大16开本、100万字，客观地记述安溪县178个常住姓氏的源流、入闽、肇安、分布、繁衍和迁徙等情况，收录安溪各姓氏历代代表性人物和主要文物等，还编有72码彩页选介安溪各姓氏宗祠、先祖像、墓葬、谱牒、牌匾等资料，并配有音序、笔画2种检字法，体例完整，记述全面，方便检索。每册定价：180元。

为港澳台同胞寻根提供依据 《安溪姓氏志》获奖

http://www.qzwb.com   2007年09月08日　00:00:00    来源：泉州晚报

　　本报讯 福建省地方志优秀成果奖近日揭晓，由安溪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安溪姓氏志》荣获一等奖。

　　《安溪姓氏志》共100多万字，图文并茂地记述了安溪县178个常住姓氏的源流、入闽、肇安、分布、繁衍和迁徙等基本情况，收录各姓氏历代代表性人物，介绍各姓氏宗祠、谱牒和古墓葬等代表性文物，成为人们了解安溪的重要渠道，也为海内外宗亲、港澳台同胞寻根问祖提供珍贵依据。

　　安溪素有“龙凤名区”的美誉，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繁衍生息。隋唐以来，不断吸纳了中原南徙氏族和平民后裔，许多姓氏的先人在安溪开疆拓土。置县以来，更是涌现了诸多能人志士。目前，全县有469个姓氏、25个民族、108万人口，是福建省十大名县之一。（赵郭峰）

《安溪姓氏志》为台港澳同胞寻根提供依据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9月25日03:00 石狮日报

福建省地方志优秀成果奖日前揭晓，由安溪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而成的《安溪姓氏志》荣获一等奖，并以评委会32位评委全票通过，在地情资料组10个一等奖中排名第一。该书历时两年编纂而成、共计100多万字。

《安溪姓氏志》资料齐全，图文并茂，客观记述了安溪县178个常住姓氏的源流、分布、繁衍和迁徙的基本情况，收录各姓氏历代代表性人物，介绍各姓氏宗祠、谱牒和古墓葬等代表性文物。它的出版，为人们了解安溪开启了又一扇新窗口，也为各姓氏的海内外宗亲、港澳台同胞寻根问祖提供一份可资印证的依据，是目前全省乃至全国正式出版的最好的县级姓氏志之一。（赵郭峰林清锻记者邓德相）

奇姓不少 福建安溪县姓氏有469个

中广网    07-07-18 17:56

     中广网福州7月18日消息 (记者陈定川 泉州台陈琪) 据安溪县公安部门统计资料，安溪县现有469个姓氏。

    安溪隶属泉州，是著名侨乡。安溪县公安部门统计资料和历时二载，五易其稿的《安溪姓氏志》，同时为各姓氏的海内外宗亲、台港澳同胞寻根问祖提供了一份可资印证的依据。

    据安溪县统计局的资料，在安溪106多万人口中，单姓466个，复姓3个。排行前二十位的姓氏为：陈林王李黄，苏吴谢许张，刘廖郑杨白，高詹萧叶汪。排行最前的陈、林两姓，人口各自在十万人以上。一百人以下的姓氏，也就是较不常见的姓氏，多达383个，占了八成以上。奇姓不少，有姓词、棋、婴、宠、明、优、他、哑、爱、美、翠、绿、绸的，甚至有人姓五的，有的以动物为姓，如马、猴、羊、牛、象、熊、龙，有的以植物为姓，如梨、麦、枫、荷、藤、木、梅。有的与农业生产有关，如田、棉、谷、桑、糠、米。

    据介绍，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安溪县共有25个民族，即汉、畲、壮、苗、瑶、布依、回、彝、藏、侗、土家、毛难、高山、傣、蒙古、白、黎、水、土、瓦、仫佬、布朗、鄂、克、京族。其中汉族占了总人口的98.82％。 

    安溪各族姓对姓源的追溯，大都追至上古的三皇（伏羲、女娲、神农）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帝、舜帝），或秦、汉、唐的皇胄名臣。姓氏得姓之源有六种。以国为姓，如陈、黄、苏、吴等姓。以封邑或居地为姓，如叶、杨、高、钟等姓。以祖先名字为姓，如柯、孙、卓、石等姓。以官职为姓，如李、王、吕、史等姓。以谥号为姓，如庄、丁、俞等姓。赐姓或改姓，如龚、何、洪、田等姓。

    据民间姓氏族谱和有关史志资料记载，安溪各姓氏祖先大部分是历次移民高潮中入闽的。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外地人口进入安溪的更多，姓氏更为丰富多彩。一是解放初，南下干部在我县定居，如修、卫等姓；二是改革开放以来，外省女子嫁到我县，如邢姓；三是三峡移民，如卜、单、闵、冉等姓。

  绿野赞歌

——南汇农业从城郊型向都市型现代农业转变的历程
 

(原文发表于《南汇经济》2008年第4期)

上海市南汇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何建木

南汇由于地处上海远郊，农业曾经较长时期是南汇的重要产业，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南汇是一个农业大县、农业强县。南汇30年来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从远郊农村建设成为上海的一个新型城区。改革开放以来，南汇全方位展开农业经营体制改革，南汇农业的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建设加快，农业生产的商品化、规模化、产业化和科技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传统农业向城效型农业再向都市型现代农业的转变。

一、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促进农业产业化规模经营

南汇自1983年在全县范围内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得到了巩固。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业规模经营也开始产生，80年代只是小规模、小范围的实践探索。随着农村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渐形成，规模经营的范围不断扩大。

南汇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从1985年左右开始，至1991年已形成一定规模，全县已有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户335户，总面积达774.3公顷。主要形式有：专业户（又称种田大户）；联户，即2户以上农户联合起来承包一批土地；家庭农场，即由单户农户为主承包，以雇佣劳动力耕作为主，规模比专业户大；厂办农场，又称农业车间，即由乡镇企业承包一批土地，安排企业内一部分职工进行耕种，主要为企业自身需要，或为食堂及对外协作生产农副产品；村办农场，又称合作农场，即由村集体直接经营的农场。在1992年以后，全县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又有新发展，总户数从1991年的335户增加到1996年的480户，增加145户；总面积从1991年的774公顷增加到1996年的1782公顷，增加1.3倍。从形式上，也有新的创造。新的形式有股份合作制农场，至1996年底有5家，总面积78.6公顷，最著名的为航头绿色食品公司；农业开发区，也称现代农业试验区或农业现代化基地场，1996年底全县共有6家，总面积为89.4公顷。这种开发区一般由市、县、镇三级投资，农民将承包田土地使用权入股，最具代表性的是南汇县蔬菜园艺场，从以色列引进了电脑控制的温室工程，不但成为南汇农业现代化的样板工程，还成为颇受市民欢迎的旅游观光景点。

1998年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期到期以后，南汇县根据中央关于延长土地承包期30年不变的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延长土地承包期的工作，从1999年初开始，历时7个多月，全县341个村3686个村民小组中，除少数村民小组外，都依政策进行土地延包。同时，本着有利于土地资源充分、合理的利用和切实保障农民权益的原则，初步建立自愿、公正、合理的土地使用权流转机制，实行集体土地所有权、农户土地承包权和搞活土地经营权的三权分离制度。在土地延包过程中，签订流转协议15610份，流转面积达1972.53公顷，为农业规模化经营，农田水利、农村集镇和绿化的规划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

1998年，南汇县实施规模经营的耕地面积已达732公顷。2000年初，全县有规模经营单位和个人617个，经营耕地1533公顷。2001年，全县有3000余名农民分赴外省市签约承包大批农田，发展异地种养，进行规模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截至2007年，全区已有900多户农业带头人或者农业龙头企业在海南、浙江、江西、江苏、云南、新疆等22个省（自治区）进行异地种养，农业生产合作基地面积达16万公顷，每年产值达5亿元，不但丰富了全国人民的餐桌，还把市场延伸到欧美、日韩等几十个国家。2000年8月，成立现代农业园区管委会，先后有数十个项目落户现代农业园区，其中2008年4月开工建设的“上海名特农产品国际物流与交易基地”，则标志着南汇在探索现代服务业带动农业在现代化建设方面又跨出了一大步。

二、大力发展农村新经济组织和农民专业合作社

农村新经济组织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涌现出来的农业经营新形式。1993年5月，由40家蜂农合股组建的“沪郊蜂业联合社”，成为南汇第一家农村新经济组织。随后，各种紧密结合型或松散组合型的农业组织化模式在南汇不断涌现，有“公司+农户”、“公司+基地+农户”、“联合社”、“行业协会”、“营销大户”、“中介服务”等多种形式，它们的共同点就是适应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建设都市型现代农业的需要，为农户提供社会化服务，发展组织化、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生产，进行产业化经营。2000年，县委、县政府为进一步加快农业新经济组织发展出台了十多项优惠政策，当年被扶持的20家农业新经济组织带动农户2.27万户，实现生产销售总值达2.26亿元；2001年分别达到30家、4.8万户和5.87亿元。

2001年起，南汇农业新经济组织纷纷向专业合作社转变。区政府通过制订发展规划、提升科技内涵、政策资金扶持等手段，大力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积极打造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集群，促进农业产业化、组织化、科技化、品牌化，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夯实基础。合作社优势更加明显，运作更为规范。截至2007年底，全区合作社总量由2001年的2家发展到139家，注册总资本达到6500万元，资产总额3.5亿元，入社社员4万户，带动农民5.5万户,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1.5万人，产业化经营年销售额达到18亿元，出口创汇达5500万元，获得“全国农业产业化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过程中，市、区两级党委政府领导高度重视，各主要领导多次调研合作社发展情况，明确提出要以合作社为抓手，促进规模化、组织化，区政府还专门制定扶持意见，同时将合作社基地建设列入区政府实事项目予以推进。在发展合作社过程中，广大农民积极性越来越高，自愿联合，通过各种方式成立合作社，合作社的类型呈现多元化发展的趋势。目前，南汇区农民专业合作社主要有四种类型：一是依托农业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如阿强蛋品生产合作社、祥星生猪生产合作社等。二是农村种养殖大户、农业经纪人、营销大户等能人牵头组建，如老港瓜果蔬合作社、新凤蜜露桃业合作社、红刚青扁豆合作社等。三是涉农部门牵头组建，如谷雨稻米合作社以及镇农机服务中心牵头成立的一些农机类合作社。第四种就是农民自发组织成立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如万舟渔业生产合作社等。其中，2007年成立的万舟渔业合作社是全国首家海洋渔业捕捞专业合作社。目前，南汇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领导高度重视。区委和区政府主要领导多次调研合作社发展情况，明确提出要以合作社为抓手，促进规模化、组织化。二是政策支持力度大。区政府转发了农委制订的《关于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若干意见》，同时将合作社基地建设列入区政府实事项目予以推进。三是农民积极性高。我区农民积极通过各种方式成立合作社，自愿联合的积极性相当高涨，今年我区还成立了全国首家海洋渔业捕捞专业合作社。四是合作社发展意识强。为谋更快更大发展，合作社融资意识强烈，仅2006年全区发放合作社贷款就达到2200多万元。同时，各合作社积极拓展发展空间、从事异地种养，在浦东、奉贤、金山、浙江、江苏、江西、海南等省市纷纷建立规模种养基地，拓展合作社发展空间。目前，全区专业合作社总种植面积8667公顷，养殖水面积706.67公顷，牲畜饲养3.6万头，禽类饲养2900万羽，蜜蜂9000箱。各合作社组织注册的“田博”、“绿妮”等西甜瓜，“申凤”、“石笋”等水蜜桃，“牛肚”雪菜，“阿强”蛋品，“双月”水晶年糕，“红刚”青扁豆，“联峰”蜂制品等50余个农产品品牌已建立起良好的市场信誉，大多在上海市场占有一席之地，不少已经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二、从城郊型农业向都市型现代农业转变

南汇历来是粮棉油轮作复种地区，解放前，粮食产量每公顷均在3吨以下，生产水平很低。解放后，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南汇以来一直把夺取粮棉油高产稳产作为农业发展的指导思想。60、70年代，南汇粮棉油生产是上海郊区乃至全国的高产县。1964年，全县首次实现了粮食常年每公顷9.045吨、棉花皮棉每公顷产0.945吨、油菜籽每公顷产1.86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为此专门做了报道。进入80年代后，农业生产出现了许多问题：一是市场供求矛盾扩大，粮棉油等大宗农产品出现暂时的、局部的供大于求现象，而市场大量需求的名特优新瓜果蔬菜，却受计划经济的限制而长期紧缺；二是季节、劳动力矛盾激化，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农业劳动力迅速向非农产业转移，因而花工多、劳动强度大、季节紧的作物与劳动力密集型的旧的种植制度的矛盾日趋严重；三是经济效益矛盾尤为突出，因粮棉油等大宗农产品价格低而不稳，而农用资料价格不断上涨，经济效益越来越低。农业的生产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出现失衡，农民的务农收入在低水平上徘徊。随着1982年党中央提出要稳定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1984年党中央又提出农村的第二步改革计划、取消统派购制度、调整产业结构，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束缚解脱了，进行种植业改革的条件已经成熟。南汇县委、县政府抓住千载难逢的机遇，根据中央提出的“绝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和市委提出的“郊区农民口粮立足自给，上海主要副食品立足郊区”的要求，联系南汇实际，转变观念，从1985年起，大胆提出“保粮、增值、富民、繁荣市场、服务城市”的农业发展战略，在全市率先创出了一条城郊型“高优高”市场农业的新路。

1、走“粮经型”发展模式道路（1985-1992年）

1985年起，围绕调整种植布局、优化资源配置、创建具有南汇特色的粮经型多熟制种植新格局工作全面展开。（1）确定保粮基数，抓住粮食不放。南汇原来的种植制度基本上都是一年三熟制，发展经济作物的余地很少。在改革中，根据实际需要，通过科学测算，确定权限晚秋粮、中晚粳稻的种植面积为23300公顷左右。并在此基础上，把夏熟和早秋中生长周期长、相对效益低、商品率不高的作物，如早稻和棉花等，有计划地逐年减少面积，改种适销高效的经济作物，为新增经济作物让出地盘。（2）坚持多熟制。保持较高的复种指数，充分利用土地资源，提高单位面积产出率和经济效益。（3）不断优化种植组合，努力提高经济效益。1985-1991年粮经型模式发展时期，南汇主要发展以下四大品种：一是西甜瓜，以西瓜为主，1990年前后全县西瓜面积达6600多公顷，由于南汇土质好、管理有经验、西瓜质量特别好、连续多年在全市评比中得第一名，开始成为南汇一大名牌产品，也是南汇农产品走向市场的拳头产品，在上海市场独步一时。二是水果，以水蜜桃为主。南汇原来水果栽培基础较好，全县有果树面积600多公顷的果园乡，并且几乎每个乡都有一个以种果树为主的果园村，全县果树面积达2000多公顷，在这一次种植业结构调整中，全县又扩种了1300多公顷果树，总面积达到3330多公顷，品种仍以桃树为主，达2333公顷，同时增加了柑橘、葡萄、草莓等品种，从此，南汇水蜜桃成为全上海文明的一大名牌产品。三是蔬菜，以西北部乡镇为主，周西乡原是全市26个常年蔬菜乡致意，由于近郊一些常年蔬菜乡的土地陆续被征用，下沙、新场、航头、瓦屑等乡镇也扩种了660多公顷蔬菜，特别是新场等乡镇利用冬季果树下面插种青菜，质量特别好，产量特别高，为解决市区淡季供应作出了很大贡献。四是鱼虾养殖，主要在东南部一些乡镇。南汇全县河网交叉，又有几十公里长海岸线，历来是水资源丰富，淡水渔业、海洋渔业都都很发达，1985年全县扩建淡水养殖鱼鱼虾塘和沿滩涂鱼虾塘1000多公顷，使总养殖面积达到3500多公顷，加上内河捕捞和海洋捕捞，1991年全县渔业产量达到20970吨，成全全市渔业产量最高的郊县之一。同时，根据城郊型农业的特点，在确定主攻经济作物为瓜、果、蔬的前提下，南汇农业部门和农业科技人员按照作物的生育规律、自然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通过合理配茬、间作套种、改进栽培技术、调节上市节令等综合手段，找到了麦-西瓜-稻，青菜-鲜食玉米稻，青菜-西红柿-稻，草莓-玉米-稻，油菜-草菇-稻等种植组合10余种，并加以大力推广，一般每公顷粮食达到7.5吨以上，公顷值在22500元至60000元之间。

至90年代初，南汇成功地形成了以麦、瓜、稻为主要代表的粮经型多熟制种植结构，其中麦、瓜、稻组合的种植面积超过了6660公顷，占全县可安排面积的25%左右。1989年，全县种植业不变价产值达到4亿元，是1985年的2.5倍，其中立大功的主要是西瓜。至1991年，全县粮食产量稳定在20万吨以上，农业产值由1984年的6.4亿元上升到8.5亿，五年中增长了32.8%，年均增长6%以上。

2、“高、优、高”市场农业的全面推进（1992-1999年）

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巩固完善粮经型结构，促进农业的持续和健康协调发展，通过认真研究，1992年，县委、县政府认真总结全县农业产业结构和粮经型农业发展模式的经验，进一步制定了“保粮、增值、富民”的方针指导农业，由“粮经型”模式向“高、优、高”（即高产、优质、高效）方向发展。（1）充分发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大力试验、示范和推广各种先进、成熟、行之有效的新品种、新技术和新成果，着重突出与市民菜篮子紧密相连、市场销路好、见效快的蔬菜及名牌瓜果开发。期间，“8424”西瓜、“伊丽莎白”、“西莫洛托”等甜瓜，“大团蜜露”、“玉露水蜜”桃，以及其他名目繁多的特色蔬菜，都开始在上海市场创出品牌、确立了优势地位。在新技术、新成果运用上，全面抓好水稻抛秧、直播、高产群体质量栽培等，同时重点发展各类经济作物的保护地设施及其配套栽培技术。（2）典型引路，强化科技示范，引导农民走“高、优、高”农业道路。从1990年起，投入大量资金和科技力量，大力开展以建设丰产带、片、方，实施吨粮田，改造中低产田为主的“三丰两田”（丰产方、丰产片、丰产带、建设吨粮田、改造中低产田）建设，以及建立优质西甜瓜、油、米、蔬菜、经济林和花卉、中药材为内容的六大农产品基地建设，作为农业“四新”技术（新品种、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的推广载体和示范样板，推动南汇农业从依靠土地和劳力的低水平发展向依靠科技和知识为主的现代增长方式转变，随着配套建设工程的建成，农业抗灾能力、生产水平和经济效益不断提高，示范带动作用日益明显，为广大市民提供了看得见、学得到、用得上的样板。1993年起，为贯彻国务院的指示精神，“三丰二田”改称为“高优高示范区（高产、优质、高效）”。1993年。至1996年末，全县共投资2000万元，建成了市、县两级示范区1个、经营耕地333公顷。各示范区按照市县统一规划和部署，初步实现了规模化生产、集约化经营、企业化管理，成立了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逐步纳入自我发展、自我积累的良性循环之路，显示出典型引路、样板示范和功能辐射的良好作用。（3）努力实现“产、加、销”一条龙，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1992年以后，南汇从农作物种子、西甜瓜等着手，通过产前信息的掌握、产中技术的服务、产后市场的拓展，探索科学合理的土地流转机制。强化社会化服务，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产、加、销”分工合作体系，初步实现了农产品大生产、大市场、大流通的新格局。1992年至1998年，全县共建立农产品交易市场5个，营销人员数千人，拓宽了经营渠道，加速了农产品流通。1996年，全县种植近3300余公顷甜瓜、共生产商品瓜6万吨，90%以上是通过各类批发交易市场进入流通领域的，一个以市场带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带农户的农业产业化建设工程初具规模。

1992年10月，中国作物学会栽培研究委员会综合学组在南汇县进行调研后，召开研讨会，会后，与会专家向国务院递交《关于加强总结研究推广城郊型农业发展经验的建议》的报告，对南汇改革开放以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坚持“保粮增值、富裕农民、服务城市”的指导思想，闯出一条以粮经型多熟制为主要特色的城郊型市场农业新路子的做法，作了详尽的介绍，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充分肯定南汇的经验，并作出批示：“南汇县以及上海郊区的材料很好，是符合农业向高产优质高效方向发展方针的。”根据国务院领导的指示精神，1995年5月，中国作物学会栽培研究委员会综合学组再次在南汇召开“城郊型市场农业综合开发研讨会”，“南汇经验”进一步在全国推广。

1993年以来，南汇县围绕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要求，依靠科技进步，以增强农民收入和提升农业产业层次为目标，按照“品质调优、经作调优、规模调大、效益调高、市场调广”的调整思路，引导农户大幅调减粮棉油，扩种以优良品种当家的水蜜桃、西甜瓜、花卉、特色蔬菜、鲜食玉米、绿化苗木等高效经济作物；按照“一镇一品、一村一品”的要求，实现区域化、规模化生产，逐步形成大团、新场水蜜桃，书院、三墩西甜瓜，老港雪菜，彭镇青扁豆，宣桥鲜食玉米，下沙花卉等产业基地；在农业新经济组织带领下，实行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营，有50余个农产品品牌已在国内外市场颇具知名度，带动了农产品销售并提高了经济效益。“四新”技术的大量推广应用，农业生产的集约化、科技化、市场化和产业化，体现了南汇农业的现代化水平，促进南汇从城郊型农业向都市型现代农业的转变。1995年，为了适应上海新一轮菜篮子工程建设和由城郊型农业向都市型农业转变的要求，南汇又向现代化温室工程迈进，在新场镇长桥村投资2200余万元，占地7.6公顷，引进以色列现代化智能型蔬菜温室及相应技术，组建“上海南汇蔬菜园艺有限公司”，生产高品位、高档次农产品，加快与现代国际先进农业的接轨步伐。1998年，该公司进行资产重组，更名为“上海康南园艺场”，年产花卉、蔬菜、西甜瓜等种苗6000万株。至1998年底，全县共建成市级“吨粮田”、“高优高”示范区1300公顷，县级“高优高”农业示范区400公顷，乡镇级示范方300公顷，以及沿路（沪南公路）形象示范工程区130公顷，占全县耕地面积的7.7%。

3、从城郊型农业向都市型现代农业转变（1999年以来）

随着南汇农业功能定位由“城郊型”向“都市型现代农业”的转变，农业示范工程加快建设进度并有质的提高。1999-2001年，先后完成国家级综合开发项目：改造惠南、老港、三墩中低产田200余公顷；建设惠南、下沙、泥城、老港4个国家级商品粮基地和航头节水农业示范基地并通过验收；建设惠南等11个镇16个市级“高优高”农业基地；完成西甜瓜、鲜食玉米、芦荟等8个市级农业产业化基地研究开发项目。1999年，县政府成立现代农业园区调研小组，聘请专家编制园区规划，后上报上海市现代农业园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审核，2000年11月获准实施。南汇现代农业园区（市级）规划占地1091公顷，涉及6镇24村，建设总投资1.71亿元，计划分10年建成。该基地将建设成为综合性农业开发示范基地，全面提高南汇农业的集约化、科技化、市场化和产业化程度，体现农业生产的现代化水平。2000年8月，成立现代农业园区管委会，加快园区建设速度，先后有数十个项目落户现代农业园区。

2001年以来，都市型现代农业进入大发展阶段，南汇农业功能定位由“城郊型”向“都市型现代农业”全面转变，农业示范工程加快建设进度并有质的提高，种植业结构持续调整，并取得显著成效，农业生产开始走向集约化、科技化、市场化和产业化。种植业结构持续调整，并已取得显著成效。优质水蜜桃、西甜瓜、鲜食玉米、特色小品种蔬菜、花卉苗木等市场适销产品生产规模不断扩大。2006年，南汇水蜜桃原产地产品保护经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论证通过，彭镇青扁豆等多个产品通过国家级无公害产品认证，全区已有95％的种植耕地通过了无公害产地认定。按照“减猪、减禽、减奶，发展食草动物和特种养殖”强化养殖业结构调整，科技含量和名优产品比例显著提高，出口创汇能力进一步增强，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龙头型”畜禽企业已成为畜禽养殖生产主体，销售额已占全区畜牧总产值的80％以上。

2007年，全区实现农业总产值34.67亿元。其中，种植业总产值、亩均产值分别达17.7亿元和4800元。全区粮经比为23：77，粮食面积19.7万亩，粮食总量达2.08亿斤，2亿斤的市粮食指标任务如数完成；2309亩工程造林基本实施完毕，森林覆盖率总体稳定在16%。畜牧水产业完成产值16.97亿元。全区农民人均纯收入9425元，农民家庭经营性纯收入达到1078元。目前，南汇已经培育起一批知名的农产品品牌，如“绿妮”和“田博”为代表的品牌西甜瓜，以“申凤”、“石申”等品牌为主的水蜜桃，如“红刚”、“益升”、“新场青”、“牛肚”等品牌无公害蔬菜，“良元”、“阿强”、“利升”等品牌禽蛋类产品，“绿祥”、“南汇桃花村”等品牌休闲农业，也已享誉沪郊农业和消费市场。此外，2008年4月开工建设的“上海名特农产品国际物流与交易基地”，则标志着南汇在探索现代服务业带动农业在现代化建设方面又跨出了一大步。

  上海临港新城开发建设与南汇东四镇的发展

（原文荣获区委组织部、区发改委、区人事局、区委政研室、区委党校和团区委等六部门于2008年12月18日联合举办的第二届“南汇发展青年论坛”优秀论文一等奖，
并发表于《南汇论坛》2008年第4期）
 

上海市南汇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何建木

临港新城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核心功能区，也是上海市“十一五”期间“1966”城乡规划体系中重点建设的三大新城之一，是伟大的国家战略，对南汇乃至上海的发展影响深远。随着上海城市空间功能结构的调整，作为远郊的南汇东四镇被动加入城市化行列，成为临港开发建设的前沿阵地，近年来紧紧依托、主动融入、服从服务参与临港开发建设，快速推进城市化，步入了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快车道。本文在总结回顾东四镇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成绩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东四镇城市化的特殊规律，指出其在城镇建设、经济发展和社会民生等方面所存在的困难，并就如何破解难题、深入推进城市化进程提出若干对策建议，最终目的在于探讨如何提升东四镇的发展水平和发展层次，更好地为临港新城开发建设服务。

一、近年来东四镇服从服务参与临港开发建设所取得的成绩及其变迁

自2004年《上海临港新城总体规划》获准实施，东四镇被列为临港新城四大分城区（四个城市社区）以来，城乡社会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临港开发建设对东四镇经济发展最为重大的影响在于产业布局调整和城镇建设快速推进，表现在：一是大量工厂、企业落户四个分城区的配套都市型产业园区，带来了大量人口的集聚；二是临港主产业区、物流园区、重装备产业区和各镇配套都市型产业园区的发展，促进东四镇招商引资和招商引税的不断增长；三是产业集聚反过来进一步推动东四镇的城镇建设，同时促进城市文化和城市生活理念的传播。作为临港新城四大分城区，东四镇由于紧邻洋山国际深水港，区位优势日益凸显，服从服务参与临港开发建设，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方宝地，近年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1、经济发展速度快

五年来，东四镇主要经济指标保持两位数的稳定增长，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招商收入都保持了突飞猛进快速增长的势头，总的经济发展势头良好：（1）近几年来每个镇固定资产投资的平均增长率都超过100%，充分说明由于大规模城镇建设投入带来了客观的规模经济效应；（2）工业总产值则随着企业动迁，先是逐年减少，而后继续平稳增长；（3）第三产业的增加值不断上升，充分说明东四镇全镇经济结构不断优化，而且城市化与第三产业的互动优势越发明显；（4）地方财政收入、入库税收等指标也呈现出高速增长状态。从各镇历年经济指标的前后对比可以看出，服从服务参与临港开发建设的效应已经迅速显现出来。

2、城市化进程快

东四镇快速推进城市化进程，体现在城镇规划布局、分城区的功能形态和城市化率三个方面：（1）城镇规划布局体现了城市化理念。根据《临港新城分城区城镇总体规划》，四个分城区都具有三大功能：一是居住社区；二是商业配套服务中心；三是都市型产业区。（2）分城区建设形态体现了城市化面貌。东四镇快速推进城市化，迄今取得了显著成绩，体现在：一是动迁力度大；二是城市建设规模总量大；三是分城区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体现了城市之美。（3）最直观的城市化进程表现在人口城市化率明显提高，其中芦潮港镇人口城市化率高达100%，泥城镇亦达到65.4%。

3、社会事业发展快

社会事业发展主要表现在：（1）认真做好失地农民的劳动就业安置工作；（2）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社会保障水平；（3）科教文卫等其他方面的社会事业也都快速发展，有些工作已经创出东四镇的品牌。

4、干部群众心态变化大

从干部层面看，广大干部均全力支持服从服务临港开发建设大局，而且其思想心态随着开发建设的深入而日益优化，服从服务奉献参与大局的意识不断增强，干部群体的心态是一致的。从群众层面看，几年来开发建设的实践表明，东四镇广大群众也普遍支持开发建设事业，这从动迁安置的过程中告井离乡住进安置房的过程可以得到证明。当然，群众中也划分为几种不同的群体，有着不同的心态和诉求。笔者曾深入基层走访、座谈调研，结果表明，在东四镇已开发、未开发和半开发等几种不同类型的村落和不同身份的人群中，群众对生计和前景问题有着截然不同的诉求。

二、南汇东四镇城市化的特殊规律及目前存在的问题

（一）中国农村城市化的基本路径及其特点

为了考察东四镇农村城市化的特殊性，有必要先观察中国农村城市化的一般性特征。我国农村城市化存在两种基本途径：一是自主型的城市化，即农村通过乡镇企业的发展走向城市化；二是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逐步向农村扩展，属于被动型的城市化。两种类型都是在政府投资及政策推动、农业生产水平提高、农村非农产业崛起和农民转变身份的强烈要求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进行的，大致来讲，其动力结构具有如下特点：（1）农业发展是我国农村城市化的初始动力。农业的发展、粮食商品率的提高和商品粮供给总量的增加，为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提供了前提和保障。（2）农村工业化是农村城市化的根本动力。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和农村非农产业就业人数的增加，以及由此带来的农民人均收入的增长，是我国农村小城镇发展的最直接动力。（3）第三产业是农村城市化的后续动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的专业化程度越高，对产前、产中和产后各个环节的社会化服务的要求就越高，例如仓储、金融、科技、通信、广告、咨询、创意、原料供给和产品销售等，因此当小城镇的工业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第三产业往往迅速崛起，并成为产业发展的接力棒，最终继续推动农村城市化进程加剧。（4）农民转变身份的愿望和社区发展的公共需求也是小城镇发展的强大动力。这是由我国长期实行城乡二元结构决定的。

（二）南汇东四镇农村城市化的特殊规律

相对而言，东四镇农村城市化是在大规模开发建设的背景下展开的，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临港开发建设推进东四镇成片农村城市化，造成超常规的城市化发展速度和大规模的人口集聚

分城区建设推进农村城市化，体现在《上海临港新城总体规划》把东四镇纳入其中，带动了南汇东四镇农村城市化的发展，这是最根本动因。商业、房地产、服务业在这些居民集聚多、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的规划区内相对集中，进一步推动了东四镇农村城市化。东四镇农村地区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常规农村城市化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方式，从大量人口的身份转变可以看出这一点。大片的农业用地、工业用地、建设用地和农民宅基地的征占，导致区域内的农村人口的搬迁和职业的转变。动迁的农村人口相对集中地迁入政府统一规划设计的农民安置住宅小区，有利于人气的集聚，形成人口的规模效应。动迁人口的职业也出现新的分化，其中不少人员转而从事非农产业或与安置小区社会居住生活密切相关的配套服务业。总之，从其成因及动力机制来看，东四镇的农村城市化进程完全是自上而下特殊经济政策导入的结果，走的是依靠外力作用的外生型城市化道路。由于政治作用远远大于经济作用，从2004年以来，东四镇城市化过程只经历了短短的五年就立竿见影。因此，临港新城的开发建设是东四镇与其他地区农村城市化最根本区别的主要动因之一。

2、东四镇城市化推进模式是通过农民就地安置而非异地安置而实现

东四镇城市化进程并非通过当地农民转入异地城市、或农民改变本身的工作类型和性质这一常见手段完成，而是农民在本乡本土通过土地征用、征收而改变身份，实现就地转移。这个城市化过程的最重要标志是：农民的户口由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原农村的一级组织“村委会”将渐次变为城市基层的一级组织“居民委员会”；二级组织“镇”在不久的未来，也将变为城市的“街道办事处”。农民就地安置最基本的依据和程序是2003年上海市政府出台的《上海市被征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农业人员就业和社会保障管理办法》（沪府发[2003]66号）的规定，即凡是土地被征用或者需将农业户籍转非农户籍的，都应当首先落实离开土地的农业人员的社会保障，再办理土地处置、户籍转性手续；2004年上海市劳保局等五部门又联合下发了《关于试行“土地换保障”工作的意见》，积极指导土地换保障工作的探索创新，根据这一文件规定，临港地区也落实土地换保障，除了养老保险外，在医疗、居有定所等方面都给予失地农民予以保障。正因如此，东四镇城市化推进过程中所遇到的阻力比实行异地安置的地方要小得多，顺利得多。

3、农村土地向城市建设用地的转性直接而快捷，不经历改革而实行直接征用、征收或纳入储备

东四镇农民的土地征用并不象全国其他地方一样曾经历土地流转之类的过程，而是在临港新城开发建设项目落地前实行红线控制、纳入储备范围，落地后直接改变其用途——由农业种植养殖用途直接改变为工业和城市建设用途。这种生产方式的转变是透过行政村，采取村（行政村）企（临港集团）合作开发、经农村集体股份合作企业的组织等形式转变而完成。由于这是一个通过外在力量强制改变的突变过程，而不是一个内生的渐变过程，故东四镇的农村城市化进程虽然目前依然正在进行中，但这一过程并未从思想及行为方式上对城市化的主体——原住地的村民产生大的改造作用，原村民的生活能力和工作能力未得到应有的锻炼，这也是急遽城市化进程所导致难题的根本原因所在。笔者在各村居调研时，听到老百姓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一切来得太突然了，我们以前谁也没想到会被开发”，言下之意他们尚未做好适应城市化、市民化的充分准备。

（三）东四镇城市化推进过程中出现的变化及难题

临港新城开发建设对东四镇带来千载难逢机遇的同时，也不可避免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择其要者，大致表现在：

1、最大的难题在于出现了城市化与失地农民之间的矛盾

（1）城市化对原先农民的积极意义：①使一部分农民完成了身份属性的转变。农民在土地被征用以后，其户籍随之变成非农业，实现户籍市民化的转变。随之而来的其享受到市民的一定待遇；②让一部分农民解脱了土地的束缚与包袱；③改善了一部分农民的生活方式，开始享受城市生活。

（2）城市化对农民的消极影响：①产生了失地农民群体。随着临港开发建设的不断推进，征用土地规模需求和力度大幅增加，失地农民越来越多并迅速成为一个新的社会群体。随着市场就业制度导向的全面实行，失地农民向市民化转变过程中出现了失业、养老等矛盾较为突出。②引发了较为严重的失地农民问题。以东四镇的实际情况来看，失地农民在征地后，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一是面对目前较高的物价指数而言，这个补偿标准不算高；二是就业安置困难且失地农民失业率高，征地后即失业的情况极为普遍，加上失地农民就业技能较低，与用人单位的用工需求形成结构性矛盾，因此新的失地农民很难被直接安置进入企业工作，只能从事“四保”（保洁、保路、保绿、保安）等低端岗位；三是生活保障也不够高、失地农民的后顾忧虑大；四是失地农民的生活态度、生活方式及其文明素养尚且无法适应城市生活的需求。

2、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后续动力问题

从历史上看，东四镇由于地理位置偏僻，工业基础比较薄弱，一直是以种养和捕捞为主要产业的传统农业镇，加之当前东四镇受到临港新城开发建设规划的控制和影响，短时期内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等方面难以取得长足的进展。目前，东四镇经济总量仍然较小，产业结构层级较低，经济发展方式主要属于粗放型，由于财政收入主要靠对外招商引税，因此，经济发展有严重的对外依赖性和不稳定性，缺乏保持长期快速发展的基础和能力。就三次产业而言，二、三产业的发展后续动力令人堪忧。

（1）第二产业。由于基础薄弱，加之大面积的动拆迁，虽然保留和安置了一部分工业企业，但并未能形成规模和特色，虽然建筑业借助于开发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规模仍然较小，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外界环境改变的情况下难以持续保持这一良好的发展势头。同时，随着大规模动迁安置基地建设的完毕，加上临港基金最后期限的到来，分城区内的都市型产业园区发展空间狭小等因素的制约，届时如何继续保持工业经济增量、并实现总量突破，是亟需解决的难题。

（2）第三产业。①虽然一些服务业发展很快，但结构单一，集中在建筑业和物流业，发展水平较低，真正的现代服务业形态尚未形成。②从总体上看，目前东四镇主要收入来源主要依靠招商引税和大规模的固定资和招商引税产投入，自临港地区土地规划受控近10年来，东四镇财政收入的提高，主要依靠招商引资，收入结构不合理，经济发展缺乏稳定、牢固的支撑点，税基不稳将导致财政增收困难。

（3）第一产业。随着开发建设的深入，大量农田被征用，农业在整个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越来越小，对于已经开发的村，由于土地已经全部被征用，农民全部变为市民，因此发展农业的问题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对于半开发村和未开发村而言，农业作为基础产业，依然是农民维持生计和收入的重要来源。目前，这些半开发和未开发村发展农业面临的瓶颈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①在产业布局上，农业并非主导产业，由于开发建设的推进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大量农业用地被控制、储备或征用以等待开发，因此区域开发的前景不够明晰，导致农业发展缺乏明确的方向，农户不敢轻易投入资金开展产业化、农业集约化、设施化规模经营，因此这种“过渡型”农业发展的未来尚不明朗。②由于不少土地已经被征用、自家土地受控，在农业生产技术方面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在当地已经无用武之地，农村、农业和农民存在的最大问题还在于如何真正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3、城市内涵如何提升的问题

一方面是城市功能的完善和城市文明程度的提升，以及城市管理如何加强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尚存农村地区如何做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问题。

（1）动迁安置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动拆迁、住房安置时间紧、工作量集中，农村城市化进程急促，不少环节有待完成。由于地处临港建设前沿，临港新城主产业区、物流园区和重装备产业基地的主要部分都坐落在东四镇镇域范围内，因此东四镇征地动迁量大面广，任务依然繁重。同时，在安置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①部分动迁居民在外过渡的时间过长，导致财政上对居民的过渡费用支出过大。这主要同安置房建设和配售速度有关。②动迁房建筑质量与老百姓的期望存在一定差距。由于开发建设主体在工程建设、监管等方面把关不够严格，导致部分房屋存在工程质量问题。③安置小区配套设施不够健全，入住居民的出行、购物、健身、娱乐等较为不便，尚不能满足居民的各种生活需求。④社区管理跟不上城市化发展的步伐。目前，安置小区的主要管理者包括社区办、居委会（党支部）、物业公司，三套马车并驾齐驱，容易导致权属不清，存在互相扯皮、互相推诿等现象，居委会未能与物业公司很好地协调开展工作，导致社区管理水平不高，难以适应居民生活需求。

（2）科技文化教育卫生问题也是制约城市化内涵式发展的重要瓶颈。科教文卫等方面社会民生问题，是制约城市内涵发展的重要瓶颈，也要加以高度重视：①教育基础设施有待完善，教学质量有待提高。②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一是社区文化、农村文化的形式较为单调，活动载体不够丰富，群众参与率有待提高，体现东四镇地区特色和底蕴内涵的文化形式还要进一步凸显；二是由于动迁安置，大量农民变为居民，搬进新的住宅小区，享受现代生活，其素质依然有待提高，以往城市化进程中确有重“市（城市建设）轻“化”（农民转化）的毛病，因此农民的各种陋习、旧的生活方式，影响了社区管理，如何提高居民、农民的综合素质，是东四镇目前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③医疗卫生。由于上海市实行医疗卫生制度改革，原有镇医院改为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疗功能有所下降、保健和预防功能上升，为东四镇镇医疗卫生问题带来一定影响。同时，临港新城几大产业区的落户带来大量人口集聚，原有的医疗能级较低，无法满足这些人员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

4、双重领导体制带来行政效率降低和行政成本上升的问题

“临港新城和其他新城或者开发区一个很大的不同是在开发体制上。”根据《上海市临港新城管理办法》，临港新城开发建设由市区两级共同负责，临港管委会主要负责制订、修改、实施临港新城发展规划、计划和产业政策，负责投资和开发建设等项目的审批，负责临港新城内基础设施和建设工程的行政管理等；南汇区人民政府主要负责辖区内各种公共事务的协调和管理。这样的制度安排，导致一个结果：东四镇原来直接隶属南汇区政府领导，而自从被纳入临港新城总体规划范围之后，在行政事务上继续接受区政府领导，但在土地、项目、规划和建设等方面受制于临港新城管理委员会，导致东四镇地方政府行政工作大大增加，日常事务更加量大面广，原来只对区政府负责，现在还必须面对临管委及其建设主体——临港集团（集团下设临港东四镇公司，负责东四镇分城区的开发建设）；同时，与临管委各职能部门、临港集团等建设主体，要保持完善良好的沟通、协调和磋商机制，包括感情上的认同和融合、机制上的融合、体制上的融合，也都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研究解决。

5、社会稳定和平安建设任重道远

目前，东四镇平安建设的总体形势比较稳定，安全生产也有条不紊。平安建设主要取得了几个方面的成绩：一是加强建设工地外来人口的管理；二是成立了重大工程项目协调办三是高度重视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四是扎实开展“平安东四镇”系列创建活动。但是，由于大规模开发建设所带来的来沪人员激增，对其实施有效的管理和服务问题、同时由于动迁安置也不可避免导致一些基层社会矛盾激化、群众上访，以及各种民事纠纷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因此如何继续巩固已有成果，持续深入开展“平安建设”，是东四镇镇社会稳定工作的重要课题。

三、依托临港，加快东四镇发展的若干对策建议

（一）树立一流的发展理念，坚持一流的发展道路

1、明确认清发展的目的，在发展中解决改善民生，实现城市化进程

这是进一步明确发展为了什么的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因此，东四镇发展的落脚点应该放在实现东四镇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上，要着力解决社会民生问题，在动迁安置、社会保障、劳动就业、精神文化、居民素质等方面认真研究，关注民生，改善民生，让老百姓更好的生活，看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享受到临港开发建设所带来的成果。目前，东四镇40%的人口已经实现动迁安置，不少村已经全部开发，有些村属于半开发，还有些村完全没有开发，面对如此良好的发展形势，要做到已经开发的，要认真思考如何实现集体开发资金的保值增值，让群众更多的受益，同时要关心弱势群体；没有开发的，基层干部要多加思考，在招商引资、农业产业化发展等方面，推出一些可操作性的方案，设法把它们发展起来。

2、明确了解发展的依托，牢固树立“以港兴镇”发展主战略

这是一步明确发展依靠什么的问题。目前，东四镇在《上海临港新城总体规划》中，作为城市社区这一点功能是一样的，但在具体产业布局和发展重点上，不尽一致，各镇纷纷打出不同旗号，如芦潮港定位为“临港之玉”，万祥为“临港之星”，书院为“临港之翼”，泥城则为“临港之门”，虽然名号不同，但均道出依托临港的真谛。“以港兴镇”是东四镇共同的发展主战略，“临港兴则东四镇兴，临港大发展则东四镇大发展”，这个格局不会改变。这几年是东四镇发展最快的时期，没有临港新城的开发建设，没有广大干部群众的配合付出，没有上下团结、协调一致的工作氛围和奋斗精神，东四镇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巨大的成就。因此，要进一步增强服从服务参与临港开发建设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支持临港开发建设事业，从而依托临港的开发建设实现东四镇的跨越式发展。

3、明确坚持发展的道路，走城市化、产业化、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这是进一步明确发展要走什么样道路的问题。目前，东四镇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经过几年的积累，已经具备了良好的工作基础，因此在选择如何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道路上，一定要坚持依托临港，走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在发展道路上，一定要转变发展思路，真正实现几个转变：（1）要实现从农村向城市的转变，实现从农民向市民的转变，实现东四镇从农村集镇转变为现代化的临港分城区；（2）要实现从城市建设向城市建设与管理并重的转变，实现从注重城市功能到注重城市内涵并重的转变，实现东四镇从外向型新社区转变为生态、人文、和谐、宜居的现代化分城区；（3）要实现从注重发展向既重视发展又重视改善民生的转变，实现从发展由部分群众受益向全体群众受益的转变，实现东四镇从不均衡的城乡发展结构转变为普惠型的现代化分城区；（4）要实现从外生型发展向内涵式发展的转变，实现从政府主导型发展到民众参与型发展的转变，真正实现东四镇从外部带动发展的模式向拥有自主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现代化分城区。

4、明确改变发展的体制，研究适应城市化进程的管理服务体制、机制和模式

临港开发建设对东四镇所带来的变化可以说翻天覆地，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基层管理的体制和机制问题。不管是干部还是群众依然居住在东四镇，这些人员如何在“变”与“不变”中寻找新的平衡，至关重要。对地方政府而言，在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过程中，由于服务的对象，即原来居住在东四镇的广大群众，在素质心态上、在生活追求上、在思想觉悟上、在服务需求上，都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尤其是随着市民意识不断觉醒，依照原有的管理机制和体制开展基层工作，显然已经无法适应新形势的变化。因此，东四镇地方政府及其服务对象之间，都要做出适应性调整。

（二）谋划一流的发展布局，创造一流的发展业绩

东四镇一定要提高要素聚集能力，在优化自身软硬件环境方面狠下工夫，为人、财、物的集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使之成为发展都市型工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平台载体，解决好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平稳实现农民向城市居民的转变，这是目前摆在东四镇面前的最重要课题。

1、未雨绸缪，高起点规划建设分城区，完善城市功能及其风貌，努力克服“城市病”

在东四镇发展过程中，必须克服几个倾向：①急遽推进城市化，操之过急导致规划和建设粗糙，“大拆大建”模式对城市化未来格局的影响。②简单认为“城市化”就是“农转非”，没有妥善处理好土地征用与补偿、劳动力就业安置、动迁安置房质量、市民素质提高、小城镇保险纳保率和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投保率等一系列由开发建设所带来的社会民生问题。③只重思想和形势任务宣传，不重视引导和教育，导致群众在心态上和行为上与城市生活格格不入。④只重城市，不重农村，重视开发地区，不重视未开发地区，在乡村和城市面貌上形成巨大反差，在群众生活上出现一定差别，无法真正实现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确保人民群众共享开发建设成果。为了克服这集中倾向，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

（1）改革创新开发建设的机制。改革是东四镇发展的动力，制度创新是关键，要把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和保障农民的权益作为重点。在把失地农民纳入小城镇保险的同时，建立适应小城镇发展要求的住房制度、医疗制度、劳动就业制度、教育制度和社会保险制度，确保动迁安置农民安居乐业；同时，积极探索集体资产股份制经营模式，把开发建设所累计的大量集体资产组建股份制合作公司，实现大额集体开发建设资金保值增值，最终实现失地农民成为拥有“四金”（股金、租金、保障金、薪金）收入的新型市民。在临港开发建设模式上，必须建立几个机制：一是临港开发建设主体与东四镇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协调机制；二是临港地区落户企业与东四镇地方政府之间的政企联动、沟通交流机制；三是东四镇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的工作督查机制，等等。

（2）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城镇发展创造良好的“硬环境”。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一是要把以分城区为中心的道路、水电、通信、市场等领域作为重点，强化城镇功能，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增强东四镇分城区吸引力。恰当把握内生型发展和外生型发展的转化与结合，推动东四镇向更高层次的发展。

（3）以人为本，为本地居民和来沪人员生活居住、经商创业创造良好的“软环境”。这也是分城区赖以吸引人口、企业聚集的重要方面。分城区建设光靠自身资源是不够的，还必须吸引外来人力资源。农民是分城区发展的主体，东四镇发展的过程，就是农民不断聚集的过程，就是农民转为市民、社会结构深刻变化的过程。目前居住在东四镇城镇区域的农民可分为三类：一类已成为城镇居民，另一类是在城镇务工经商的来沪人员；三是在临港新城主产业区、物流园区和重装备产业区集聚的大量外来白领，除了第一类本土居民之外，还要加快分城区配套商品房建设，积极争取吸引第二类人员和第三类高学历、高层次技术人才到东四镇定居，增强、东四镇分城区的向心集聚力，推动东四镇分城区健康快速的发展。

（3）对东四镇而言，培育一个亮点即城市建设，尤为重要。到2011年，临港新城的发展要力争实现几个目标，其中之一就是“临港新城四个城市社区和配套产业区形态基本建成。”因此，必须做到：一是要尽快完善分城区的各项功能性配套项目建设；二是要提升农民安置小区社区建设与管理工作水平，这是东四镇城市建设的亮点工程；三是务必确保2008年成功创建上海市文明城区，成功创建文明城区其实也是展示东四镇全新城市面貌的一个重要窗口，是分城区城镇建设的一个重要载体。

2、在产业布局上，东四镇都要以第三产业为导向，但在发展内容和项目上要错位竞争

聚焦一个热点，即经济发展。未来若干年内，经济发展工作依然是东四镇最重要的工作，因此一定要认真研究经济发展如何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一方面，要认真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

（1）产业园区（临港东四镇分城区配套都市型产业园和各个特色产业配套园）的推进。都市型产业园是东四镇工业走出低谷的重要支撑点，也好未来东四镇第二产业发展的重要资源地。目前，东四镇分城区都市型产业园区都在积极推进中，要继续稳步推进。

（2）招商引税工作。在临港基金尚未到期的数年内，东四镇依然要加大这方面工作的推进力度，重点做到拓展税源、优化税种、强化服务、挖潜增效，力争完成和超额完成制定的各项任务和经济指标目标。招商引资是实现东四镇大发展，实现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重要举措，今后应继续作为重点工作予以全面推进，重点做好以下几点：①继续增强招商引资意识；②要加大招商队伍的人才建设，强化目标考核；③明确产业导向，领导分工联系。

（3）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城市化的一般规律决定了在工业化带动城市化之后，第三产业将成为推动城镇发展的后续动力。东四镇必须加大第三产业发展力度，提高第三产业的整个地区增加值中的比重，以适应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需要。应重点发展直接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行业，如商业、餐饮业、房地产业、现代物流业、生态旅游业、医疗保健业、文化传媒创意产业等。扩大第三产业企业数量，提高服务层次和质量，增加和拓展连锁店、Shopmall、商贸流通中心等现代商业形态，改善东四镇生活服务设施层次不够高的面貌，以此提高分城区人气的集聚，增强发展的活力。

3、在社会民生上，一定要在发展中积极改善民生，真正实现开发建设成果由人民共享

（1）要正视发展的难点，解决发展的瓶颈和困难，尤其要关注如何实现群众的安居乐业。目前，随着开发建设的深入，东四镇在动迁安置、社会稳定、社区管理、居民素质、劳动就业等社会民生方面都存在不少困难和矛盾，也都是工作中的难点，要思考、要创新、要研究如何解决好这些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提高工作能力。要做好安居乐业，必须：①加快安置房的分配和销售，实现群众“安居”；②做好就业、保障工作，实现群众“乐业”；③确保社会稳定，实现东四镇平安和谐。

（2）要抓住发展的重点，呈现发展的亮点和焦点。东四镇在经济发展、城市建设、文明创建、社区管理、社会稳定、党建工作等方面，都有一定的特色，要做成亮点和特色，成为全区的示范。未来，东四镇最重点的工作包括：①扎实完成分城区动迁安置任务；②加快推进城市配套功能性项目开发建设，完善城市功能；③提升综合创建内涵，完成各项文明创建系列工作；④继续积极关注和改善社会民生。

（3）要总结发展的经验，提升发展的水平和层次。要增强工作的责任心，才能认真做好工作；要增强工作的凝聚力，保持昂扬的精神状态；要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学习、推广好的工作经验，打出东四镇的品牌；要增强工作的前瞻性，别人考虑到的，东四镇一定要做到，别人没有考虑到的，也要超前思考起来。

  婺源墨作、墨商的分布与徽墨产销 

 何建木

（原文发表于《徽学》第五卷，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出版） 

【摘要】婺源是徽墨的主要产地，徽墨是传统时代婺源徽商的四大经营行当之一，因此考察婺源墨商的来源地、在全国各主要经营地点的分布及其墨业生产经营的状况，对于揭示徽州区域社会变迁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爬梳各种地方文献，分析婺源墨商在空间和家族的分布及其产销活动，运用个案研究方法，论述花桥吴氏、凤山查氏和虹关詹氏三大婺源墨商家族墨业产销的特点，揭示了婺源墨商经营活动及其同区域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婺源 墨商 分布 徽墨 产销 社会变迁

【Abstract】Merchant group is an active crowd during the Qing-dynasty and ROC China(1644-1949) in Hui-zhou.Historically,the Wu-yuan county belonged to Hui-zhou region.The merchants from Wu-yuan county mostly deal in lumbering,tea,Chinese ink,etc.These professions always monopolized by some clans from different towns and vilages.This paper studies on the merchants dealing in Chinese ink from three villages in Wu-yuan county,trying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merchants and the regions’s social changes,that is,the social changes occurred in the homeplace of these merchants.

【Key words】Wu-yuan county;Ink Merchant; Intersperse;Chinese ink; Produce and sale;social changes

徽墨作为一种商品，学者对其生产与营销情况研究颇少，对婺源墨业的论著则更少[1]。婺源墨是徽墨的重要一支，又是婺商经营的主要行当之一，因此对徽商经营与区域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有必要考察婺源墨作、墨商的分布及其经营特点。

一、婺源墨作、墨商的分布与产销特点

徽墨产地包括歙休绩婺四县，而以休宁、歙县和婺源形成最重要的三大流派。徽墨是徽州地区最重要的特产：“徽处万山中，绝无农桑利，荈茗之外惟墨。”[2]清代人《石墨岭竹枝词》：“新安墨妙制尤殊，香入毫端细细濡；底事天上灵秀毓，更将妙墨产名区。”[3]可见徽墨的出名。中国土产公司的内部资料详细记载了徽墨产地、产量，制法、加工，品质、用途，以及销地、销量以及价格等方面的情况[4]。

    婺源制墨，肇于南唐。据宋代罗愿《新安志》记载：“……新安墨以黄山名，数十年来造者乃在婺源黄冈山，戴彦衡、吴滋为最……”明清以降，婺源制墨之势日盛，可与歙县、休宁相提并论。清代婺源詹姓墨店有上百家之多，多数为休宁和歙县墨店服务，提供原始烟料，乾隆刊本的《歙县志·食货志》的记载：“墨虽独工于歙，而点烟于婺源，捣制于绩溪人之手”。婺源墨成为婺源制造业的一大特色：“婺邑制造以茶、墨二者为特色。墨销售遍国中，制造最精，亦最宏”[5]，“销售于二十三行省，所至皆开行起栈，设店铺无数，乡人食其利益矣”[6]。至迟到清初，婺源墨已经誉满海内外。

明清以来婺源制作、经营墨业者甚夥，收入民国《婺源县志》的婺源墨工、墨商主要事迹如下：（1）程永根，洙源西坑人……弱冠始佣于墨庄，旋贷赀自营，稍有赢余……[7]（2）吴宗瀜（1810－1868），字芗岩，花桥人……尝业易水术，侨寓姑苏……[8]（3）詹珠，岭脚人，……承父墨业，有赢余……[9]（4）詹钢，字彦文，环川人，贡生。[10]《县志》虽未言明詹钢经营墨业的事迹，但他是詹彦文墨局的创始人[11]。（5）詹彦英，环川人……经营墨业，与楚蜀间士大夫交，咸相引重……[12]（6）詹恒淇，环川人……创墨业于西蜀，经营颇裕……[13]（7）詹元生（1679－1765），字成圭，虹关人……侨居苏，市墨生理……[14]（8）詹世昌(1854-?)，虹关人……营墨业于粤东……[15]（9）詹文阶(1837-?)，字允成，同知衔，虹关人。业儒遭兵，父命往苏恢复墨业……[16]（10）詹若鲁（1704－1779），字惟一，虹关国学生。自幼讲易水制法业墨姑苏，名驰京省……[17]（11）余天降，沱川人……力耕度活，中年趁吴鲁，市墨营生……[18]（12）余国炳，字明辉，贡生，沱川人……成童后，往粤习墨业，居停倚重，家渐裕……[19]（13）余国镇，沱川人。性醇厚，家贫，鲜兄弟，年未成童，之吴，治墨业，主人称其能，厚遇之，得俸以养亲，后赀裕……[20]（14）查贤篪，山坑人……中村族某寄篪墨数十斤，病死于外，篪权子母积百余金，召其子，予之……[21]（15）查澜，监生，凤山人……年十三，粤寇猝至，随父避山中……乱平后，赴赣省恢复先人墨业，一家数十口皆赖维持……[22]（16）查仁堃，凤山人；[23]查，凤山人，氏，龙腾景高女，名宽爱，封恭人，廿四岁夫故，抚前室子如己出，维持先人墨业，极费苦心……[24]（17）查有烜，凤山监生。少失怙恃，偕弟营墨业于镇江、申江、邵伯等处……[25]（18）查有达，凤山人。事父母与叔父以孝闻。营墨业于瑞金县……[26]（19）查奇珍，凤山人……承父墨业，商于赣之瑞金、闽之汀洲。父殁，科举停（1905年），墨业中落，墨肆复毁，珍竭力维持，至今勿替……[27](20)查琼珍，凤山人……长绍父业于赣州，轻财仗义，同乡多得提携。戊午邻火，殃及本店，珍念先人创业之难，一旦败坏，遂因惊致病而卒。[28](21)查济源，凤山人……父殁，偕兄弟承父墨业于瑞金，怡怡相处。凡店中规模、父执故旧，皆恪守任用，如父在时……[29](22)查济治妻詹氏：查，凤山人，氏名新爱，龙川詹其章女，归数月，夫客赣州。咸丰三年，夫病笃归，遂殁。氏年二十二……[30]（23）张荣寿，字汉彬，甲道人，监生。性纯笃，髫龄失恃，父客陕，寿往外寻父。父习墨业，东家某爱其勤，俾居樊城墨肆，闻父病永州，驰往父所……[31]

由上述23例县志收录的墨商个案可知，婺源墨商主要集中分布于北乡几个村落和姓氏，包括花桥（环溪）吴氏；环川（岭脚）詹氏；虹关（鸿溪、虹瑞关、宋村、方村）詹氏；沱川余氏；凤山（山坑）查氏，而洙源西坑程氏为仅见的东乡墨商），西乡仅甲道张氏，南乡则不见墨商踪影。第1、23号所在的东乡和西乡在经营墨业的选择上似乎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并不具有代表性。笔者在徽墨世家虹关詹氏所修《鸿溪詹氏宗谱》中见到这样记载：“胜溱公，乳名玉麟，字景三，号斯美，登仕郎。乾隆甲戌十月二十四寅生，道光戊戌三月十一寅殁。公性廉，疏财仗义，析居后，为家计累，乃设肆于襄阳之樊城，贸易稍裕，独捐金数百，会都人倡立积功堂，以惠旅榇。”[32]联系到上述墨工张荣寿与詹胜溱的活动时代一致，推断张荣寿之父在“樊城墨肆”“习墨业”很可能就受雇于同乡婺源詹氏墨商，如确证如此，则婺源西乡、南乡均不出产墨商的推论当大致不误。

通观婺源墨商的来源集中于北乡这几个村落和姓氏，有几个特点：（1）花桥、环川与虹关，均同属北乡十四都，在地理空间上，花桥在最北面、往南越过浙岭即是环川，环川再往南走过不超过一千米即是虹关，三个村落是互相牵连着的地理连续体；（2）沱川虽属北乡十六都，但在地理上却与虹关村紧密毗连，分别位于高湖山－凤凰尖山脉东西两侧的山脚下；（3）凤山也与虹关相互毗连，分别位于凤凰尖的南北两侧山脚下。由此断定，这三个盛产墨商的村落之间在制墨一途是紧密的超村落联合体，使用一个当代经济学的术语来讲，这几个村落在制墨业上，连同地理毗连的休宁西南部集中的制墨村落，已经形成了一个“产业集群”[33]。至少有两个原因造成这种分布格局：（1）地理环境引发手工业制造的家族传统。婺源北乡山峦叠嶂，松林茂密，为徽墨生产提供了便利的原材料，而这种手工业经由代代相传的家族传统，容易导致家族经营的专一。清代黟县增贡生余良弼《石墨岭竹枝词》：“入春花发杜鹃红，应是徐熙点缀工；松使美名终不改，文人相赏古今同”，“山前山后植松篁，亦有田畴插绿秧；不是桃花流出洞，那知此处墨研香。”[34]道出徽墨生产与原料松树之间的关系。（2）这几个村落之间既然在地理上相互毗连，通婚极其频繁，《沱川余氏宗谱》、《鸿溪詹氏宗谱》和《环溪吴氏家谱》表明这几个姓氏之间通婚的频率非常之高，从几个姓氏之间发生婚姻关系出现在族谱中的频繁程度，可断定这几个姓氏是属于最为紧密的婚姻地域范围之内，在姻亲之间的技术流通时常发生。墨业是一项手工艺作业，非得有师传方可，而联姻和地缘上的短距离为师传提供了可能。这也是清代以来婺源墨商之所以如此密集的分布在围绕着浙岭四周村落的原因。

这23例墨商的主要经营地点包括姑苏、浙省、长沙、湘潭、楚蜀间、西蜀、苏州、粤东、吴鲁、赣省、镇江、申江、邵伯、瑞金县、赣州、陕西、樊城、永州、汀洲等处，而14号查某在中村（庐坑）是指制墨作坊而非经营地点。就村落姓氏分布而言，岭脚詹氏主要的经营地点包括浙江、湖南长沙、湘潭、四川等地；虹关詹氏主要在苏州和广州；沱川余氏在江苏、山东等地；凤山查氏主要在江西赣州、瑞金、福建汀洲一带，以及镇江、上海、江都等地经营墨业。

根据县志收录的清代墨工、墨商人物传记，大致可把握其经营时间。在各姓氏族谱中可以找到的精确人物生卒年份，已注明于姓名之后，其早者康熙年间（如詹元生），晚者直到1920年代续修《县志》之时（如查奇珍），反映出从清代康熙年间直至清末民初，婺源墨商和墨业一直十分兴盛。

总之，上述婺源墨商之所以如此密集的分布于几个家族之中，而其经营地点又如此密集的分布于几个大区域的省府县之中，且具有家族性的一致特征，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一种必然，这个必然性就是家族性，徽墨同木材行业一样，在婺源具有举族经商的特性。

当然，县志的人物传记资料只能作为一邑人物的随机调查，婺源墨商的数量远远超过收入县志的区区23人。县志收录人物的标准并非根据其经营行当，只是在叙述人物善行义举或特殊事迹时，不经意间提到商人身份而已，遗漏的墨工、墨商更多，关于墨作、墨商的具体经营情况，还必须结合其他文字资料去寻找发现。以北乡花桥墨商吴宗瀜的事迹为例，辑载于县志中的人物传记资料，对于一个墨商漫长的一生及其庞大的家族而言，短短数十字显然过于简略，而笔者在婺源北乡的诸多族谱中都发现有这些墨商的详细事迹，通过族谱等文字资料，可以更清楚看到墨商及其背后隐藏区域社会的真实视野。关于岭脚詹氏的墨业分布地点及其经营状况，王振忠已撰有长文加以详细论述；关于沱川余氏家族，笔者已另有专文考察其商业与科举的关系。兹仅简要叙述环溪吴氏、凤山查氏和虹关詹氏墨作、墨商和墨业的经营状况及其反映出的区域社会背景。

二、花桥吴氏墨作、墨商及其经营特点

《环溪吴氏家谱》的《世系》、《谱传》、《本传》等部分，对荷花桥墨商吴宗瀜、宗泺兄弟有较详细的记载[35]。值得注意的是，宗瀜之妻为虹关詹氏，三位女儿有一位嫁沱川余氏，詹氏与余氏均为制墨世家，可知墨商不仅大多同来自婺源北乡，且在距离颇近的通婚地域之内，联姻和居住地的短距离或许就是吴宗瀜外出经商首选墨业的重要背景。

族谱将吴宗瀜的事迹概括成《芗岩公传》[36]：“公世代忠厚，孝友传家，幼偕弟济泉公侨居姑苏，谨守先人遗业法制隃麋，而名驰海内，是以都人士多与周旋，而店事亦蒸蒸然日以起色……”按此传记，宗瀜之弟宗泺亦随宗瀜营墨业于苏州，与婺源木商与木业经营一样，墨业亦多为兄弟同营。《家谱》亦收载有吴宗泺的传记《济泉公传》[37]：“公年少倜傥不群，随乃兄芗岩公承守祖业，调易水之术，在姑苏多历年所……”结合《芗岩公传》、《济泉公传》，可知宗瀜、宗泺两兄弟所营墨业，并非其首创，而是守成祖传家业。花桥吴氏从哪个世代开始经营墨业呢？答案是宗瀜、宗泺之父吴嗣钥（1765－1840）。家谱《本传·吴砺园先生传》[38]：“先生环溪人也，姓吴氏，讳嗣钥，字曜西，号砺园……先生性好学，少从伯氏游，披览书籍辄无倦意，奈家贫不能安读，遂服贾于吴松之间。然虽藉经营，得暇犹开卷不释手，而鸿案如宾，机声和读，淡如也。乾隆六十年，先生居于吴，始仿易水之制，兼以灵枢素问诸书，殚精研究，凡老者贫者有疾，尤必爱而怜之，慎思以治，一时着手成春，不能枚举。……”由此传记可知，宗瀜之父嗣钥是花桥吴氏始制墨者。具体开始经营墨业的时间是乾隆六十年（1795），嗣钥时年31岁。该年份，“始仿易水之制，兼以灵枢素问诸书”。“始”说明首创，“兼”表明其营业是墨业与医药并举。吴嗣钥到苏州经营墨业的原因是“家贫不能安读，遂服贾于吴松之间。”经营墨业达到的效果是“中年来，家道渐裕。”作为徽商能够“遇事好施，无德色，而自奉之俭约，一如其初”以俭朴的“婺源朝奉”之面目立足于侨居地苏州。虽然吴嗣钥、吴宗瀜父子的婚配对象均为徽州人，不过根据休宁西乡杨家山杨陈复所撰《吴砺园先生传》：“自辛卯过吴门，远隔已十载。今闻先生讣井，芗岩昆季以行述寄示，求为之传”，吴宗瀜昆季是将嗣钥的行述“寄”回徽州请杨氏为之做传，可知吴宗瀜昆季已基本定居苏州。但其对于在侨寓地苏州的徽州同乡，则勇于为义，多行善举，《家谱·砺园公传》[39]：“……乾隆已丑，松溪公……及壮，游云间吴下，见者倾衿例屐，名誉日彰，公尤谦恭笃实，事无巨细，必极措宜，是以起家寒俭，遇景昭苏，托业隃麋，名甲东南焉……”该段传记的内容及其意旨，与上述杨陈复所撰传记大同小异，但有更多深意：一是对吴嗣钥外出营商的缘由阐释更为充分；二是对他在侨居地所施善行义举记载更详；三是对他精通医术的事迹说明更细。

吴宗瀜虽为墨商，却也雅好儒业，除《县志》列举其著有《缘绮真诠》二卷、《砚云草堂诗集》四卷之外，道光二十二年，花桥吴氏纂修谱牒，宗瀜即襄与其考订，并为家谱作有跋言。吴宗瀜对于文学艺术有此造诣，一方面得益于本人的勤奋好学，而更重要的在于婺源传统上极其浓厚的一大人文特征，即“诗礼传家”。吴宗瀜先世具有非常骄人的儒学成就，是典型的仕宦之家。嗣钥之父松溪，《家谱》中也有其传记[40]，该传文“读书乐道”四字道出花桥吴氏的家族传统。松溪之父文炘，曾任河南原武县令，因其仕宦成就而被收入《婺源县志·宦绩》[41]，而且文炘著有《日鉴斋诗文集》一种。文炘之父肇荣，曾任山东东昌知府，更因其政绩而被收入《婺源县志·宦绩》[42]。因此，墨商吴宗瀜、吴宗泺兄弟墨商之能在营业之余，耽于吟咏、雅好诗书，实同长远的家族传统不无关系。花桥吴氏一族，历史上曾经在科举事业上取得过辉煌的成绩。根据《环溪吴氏家谱·荷花桥吴氏支谱源流》的记载，“荷花桥又名环溪，自允升公由休宁金竹，以琇公七世孙迁于环溪，是为环溪始祖……”核诸《新安名族志》，“环溪在邑北百三十里，邻休宁界，其先季札之裔，世居苏州吴江县，传至四十七世曰透，唐天宝间授休宁令，因居休之金竹，其第五子曰依迁，元和间为骠骑将军，传六世曰允昇，始迁婺源浙源环溪，又名荷花桥。”[43]明清以来，自吴文光中式嘉靖二十五年丙午应天乡试以来，吴氏族人有多人考取举人、进士[44]，但应试地点均为顺天府。原因在于，早在明代吴氏一族已经已经在京城附近一带经商，而后定居于斯，所以科举成就多在京师取得。《婺源县志》收录的花桥吴氏人物，指明身份为商人者并不多，包括吴宗瀜也不过大约十一位，其中有几位是晚明清初时人。在这些商人中，最重要的一支是十六世吴廷魁的子孙辈。《家谱》云：“公行一，讳廷魁，字守溪，生嘉靖乙巳七月二十一日……殁万历甲辰六月三日……子三：一敏、二敏、三敏。”[45]由此可知：（1）吴氏较早外出经商者，可能是十七世吴一敏，事迹见于其子肇东的传记中：“吴肇东，字子震，荷花桥人。从父显居业燕都，周旋孝养母。显性严峻，曲得其欢心。生平重然诺，喜交游四方名人文士，在京邸者悉折节下之。晚岁弟侄多贵显，每当之官，谆谆劝勉，闻有贤能辄喜欢乐，故吴氏多良吏。”[46]该段传文所提及的吴显，即一敏，一敏生子三人，即肇东、肇模、肇栋，传文中所言“弟侄多贵显”，即包括堂弟知府肇荣（墨商宗瀜曾祖）、堂侄进士文炎等人。（2）与一敏同至北方经商的，还有其胞弟二敏：“吴二敏，字仲学，花桥人。父廷魁拮据，力田以事母，幼弟不禄，复拊教遗孤敏。少贫，克自奋援，客游江湖，屡蹶不少懈，至晚岁家业日隆起，乃委其政于昆季子侄，远近闻风慕义，敏独谢事家居，为乡闾柱石……”[47]（3）二敏之子肇材、肇采，均子营父业，继续在北方经商：“吴肇材，字子茂，荷花桥人。幼食贫，事亲极孝。长贾都门，业稍丰，悉均诸弟……”[48]“吴肇采，字子亮，花桥人。幼读书……侍父抵都治生业，日隆起，当明之季，同乡旧侣为李贼所获，乞救，采出重赀脱之……”[49]正因为从十七世一敏、二敏开始，吴氏远至北方游贾，因此在康熙、乾隆间，吴氏有多人在顺天府应试中举、成进士。

良好的人文环境，造就了墨商吴宗瀜兄弟的儒雅习气。即便是宗瀜之子若孙，也多有习儒业、有文采者。光绪二十九年续修《吴氏家谱》，主持纂修者为宗瀜之孙、二十四世光昭（1840－1900），而负责考订者有四人，均为宗瀜、宗泺子辈，即二十三世懋泽、懋观、懋谦和懋鼎。而此次续谱得跋言则出自宗瀜第四子懋观之手。其时，吴氏一族已经由徽州、苏州等地扩而大之，分衍播迁于全国各地，其主要的分布地域则是上海、天津等地，加之上述第十七世一敏、二敏兄弟及其子孙辈所迁徙至北京的一支，吴氏族人的迁徙已经极为分散，以至于吴光昭在续修吴氏家谱之时，“尝自备赀往上海、天津募建环溪吴氏宗祠，未蒇事而卒，族人哀之。”而吴光昭本人的身份，则为浙江仁和商籍庠生[50]。可见晚清时吴氏一族已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大城镇。

《婺源县志》中对于花桥吴宗瀜的记载仅有区区数十字，而经由笔者结合族谱等文字资料的勾稽，可以较为清楚的看出一个以儒业闻名、而后经由墨业成就家业、最后又回归于儒业的墨商家族在百年间的裂变，从中可以窥测婺源墨商的经营地点及其家族传统，以及对婺源区域社会的影响。

三、凤山查氏墨作、墨商及其经营

凤山查氏也是婺北望族。查氏始祖文征，官至歙观察使，始居婺源[51]。又据《查氏族谱》，“婺治北距城七十里，有山曰凤凰山，山祖高湖，循浙岭以西，水源出焉，故曰浙源……以里名曰此凤凰山也，乃定厥居，时宋太祖乾德甲子年也。”[52]通观凤山查氏一族，历史上仅有晚清时期36世查荫元在光绪六年考取过进士。此外获得“五贡”以上功名者仅有7人[53]，可以说查氏一族鲜有科甲中人（元代迁居今浙江海宁的查氏一族在科举上倒是取得很高的成就），但在人口繁衍和商业经营方面，查氏是当之无愧的徽商世家。

查氏一族，早在宋元之际即有族人外出经商，14世查世荣“讳安富，字世荣，经公长子，赋性纯厚，然诺不欺。事亲极尽孝道，乡里推重。年稍壮，奉父命往浙经营，有创业功，不愧家督。待诸弟白首友爱无间。后置产万亩于江阴，子孙遂家焉。”[54]元明之际，查氏族人更多的外出经商，第20世涵可、元道和公显等人，均为查氏一族的富商大贾，而且是特殊商业行当——皇木商：“涵可公讳公度，字涵可，伯东公长子，少值乱离……同心兴创，家道日起，洪武间充里正，书算精详，莅事勤谨，官称其能，人谓星源有三度，盖指公及程元度、詹叔度也……”[55]公度之弟公道，“元道讳公道，字元道，行和四十五，伯东公之第六子也……”[56]公道之子查永辉，更是以支持其父亲的皇木商生意而闻名一族：“查尚庆，又名永辉，字月轩，凤山人。弱冠侍父公道运粮之京，适经南兵起，途遭劫掠，庆负父逃入山中乃免。后公道为官商贩木，缘事拟戍，庆挺身代父庭辩，拷掠濒死，父乃得白。景泰甲戌岁大歉，诏富民出粟赈济，庆输粟八百石赈楚，遂授冠带，敕旌‘尚义之门’，建坊西村巷口。”[57]关于查氏21世永辉的事迹，县志中此区区一百多字实在不够翔实，而《族谱》中记载的事迹，更有精确的时间和地点：“尚庆，子永辉，号月轩，乳名佛庆，弋阳令六世孙，公道公次子。性颖悟，甫十岁，卓然自立。建文庚辰，从父运粮于京，适靖难兵南下，奸民乘机杀掠，公冒刃负父窜于草野，同事被掠殆尽。丙戌，父因漂流官木，问拟充戍，公挺身哀辩，受刑几毙，幸婺北绣溪庠生张理公保至家调养，七旬始得脱罪而归……”[58]查氏第20世公显，“讳仪桂，字公显，宗大公子。为人豪迈旷达，仗义疏财，尝为淮西大贾，赀本充牣，佐元季屡年饥馑，复遭兵燹，因弃家避难，尽捐所有以与亲友，行李萧然，公晏如也。其度量过人如此。”[59]

以上数人也是目前文献资料中所见婺源最早的商人事迹，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此后，查氏一族外出经商者代不乏人。收入《婺源县志》的查氏商人大约总数有60人之众，因其人数多，难以一一备举其传记全文。这些人物事迹有些注明经商行当和地点，有些注明具体经商时间，也有些仅简单说明具有“服贾”行为。这数十位查氏族人的活动时代从明代直至清末民初均有之，其经商行业和经营地点，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形：（1）在江西赣州、瑞金和福建汀洲经营墨业，时代以清代为主，而且主要是世代相沿：比如“营墨业于瑞金县”、“承父墨业，商于赣之瑞金、闽之汀洲”、“承父墨业于瑞金”、“长绍父业于赣州”、“长侍父客瑞金，生能养志，殁克尽礼”、“少失怙恃，偕弟营墨业于镇江、申江、邵伯等处”、“氏，龙腾景高女，名宽爱，封恭人，廿四岁夫故，抚前室子如己出，维持先人墨业，极费苦心”、“乱平后，赴赣省恢复先人墨业，一家数十口皆赖维持”、“氏，沱川女，年三十夫故，抚孤成立，维持先人店业，遇善举，慷慨资助，有丈夫风”。（2）在西南地区经营木材或墨业者，虽然传文中并未说明其经营行当为木材或木业，不过就传记所透露出来的信息，结合婺源人的经商传统，应该大体符合这一判断。（3）主要在广州和上海等地经营茶业或墨业者，其时代大都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族有业茶于粤东者，为行户亏折久踬于外，奎以一千五百金贷之，始获归家。未数年，折其券”等等。（4）在浙江各地经营盐业或其他行当者：“查廷镇，字公逊，凤山人。舌耕色养，既弃举业，入浙，为戴某所重，委以鹾务，镇出纳不苟，尝与史姓倾换交易，史误数多与镇，归觉，还之。史感激，戴益敬服。”[60]（5）在江西经营各种行业者，在乐邑等地很可能主要是开商铺的：“昆季五，以家贫辍举业，与兄弟服贾昌江，友爱备至，营运渐裕。”（6）明初在京师为皇木商，明代中后期在金陵、亳州、苏州、江北等地主要经营木材行业者：“公道为官商贩木，缘事拟戍，庆挺身代父庭辩，拷掠濒死，父乃得白”等等。（7）其他未指明经营行当和经营地点者。

由上述归类之后的凤山查氏商人个案可以看出，查氏一族并非仅仅以经营墨业为主要行当，因为经营墨业者仅有第（1）类且其人数不算太多，加上其主要都是父子、兄弟经营者，如果把父子、祖孙共同维持的同一家墨号，看成同一个商人个案的话，则其真实的商人数量更为稀少。但查氏一族作为婺源墨商最为重要的一支，依然占据有重要的地位。收入《县志》的各位查氏墨商，有延续至民国续修县志时依然营业者。据周绍良《清墨谈丛》一书的记载，查氏墨商所开墨号(墨铺、墨店、墨肆)，为数亦不少，至少有传世作品者包括查轶山步云斋墨、查东山制墨、查亨吉蕴古斋墨、查同春墨、查炳辉墨、查森山玉华斋墨、查声山墨、查松山墨、查二妙堂墨、查二妙堂绍记墨、查二妙堂友记修竹斋墨等十数家[61]。在这些查氏墨号中，以查二妙堂最为著名，周绍良所藏二妙堂墨纪年最早者为道光丙午（1846），因此其创业至迟为清代道光年间，而经历同治年间墨肆重新改组，牌号之下另加“绍记”二字，至光绪末年，重又改组，另加“友记”，号“友于氏”，因此二妙堂至光绪末年已历三代矣。民国十三年（1924）上海婺源墨工罢工风潮兴起之际，查二妙堂依然是同詹大有鼎峙而立的上海最大的婺源墨号，这几家大墨号拥有墨工人数多达三百四十余人[62]。因此，查氏一族墨商的地位不容小觊。当然，除墨业之外，木材业也是查氏一族重点经营的行业，其时代甚早，可能是婺源最早的一批木材商人之一。当然，偶尔也有极其少数人从事盐业等行当，但正如该盐业从业人员查廷镇的传文中所述那样，其之所以经营盐业，也是“为戴某所重，委以鹾务”，从姓氏看来，戴某可能是婺源或徽州其他县份的盐商。

查氏一族与上述花桥吴氏具有若干不同的特点，查氏是一个以商业经营为主的世家大族，而花桥吴氏则是一个在商业和科举两途并举的世家大族；查氏在商业经营上具有多头并进、各地皆有、多种行业并举的特点，而从文字资料上却无法归纳出花桥吴氏在经营行当上具有何种特点。

四、虹关詹氏墨商家族的经营及其分布

詹氏为婺源望族，主要分布于婺源北乡庐坑（庐源、中村）、岭脚（环川、浙岭脚）、虹关（鸿溪、宋村、方村段）、秋溪（秋湖）等几大村落，且均有共同远祖，即隋代时的黄隐公。关于婺源詹氏的具体来源及其分布情况，可以参见《鸿溪詹氏族谱》[63]。浙源詹氏自八世必明公以山阴令归隐宋村，再传恺公，迁上洪水湾，又数传至同公，复迁方村段即今之鸿溪（今婺源县浙源乡虹关村），亦称虹瑞关，位于素有“吴楚分源”之称的浙岭脚下，该地山林茂密，松杉等林木资源丰富，为制墨等提供了丰富的松烟、桐油等原材料。虹关詹氏墨商的经营，带有浓厚的家族色彩，历久绵延，堪称徽墨世家，本文仅就虹关詹氏家族所诞生的制墨名家、墨品特点、墨业经营的兴衰作一简述。综合各种文献资料，虹关詹氏墨商世家大体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詹氏墨家多、品牌多，具有家族世代经营的特点

当代敦煌学家、文物收藏鉴定家周绍良先生根据其收藏的实物资料，结合文字资料的考证，勾勒出婺源詹氏墨家有名者即有詹振升、詹鸣岐、詹云鹏、詹致和、詹衡襄、詹彩臣、詹方寰、詹成圭、詹从先、詹侔三、詹达三、詹子云等。詹氏墨铺尚有八十多家，仅詹大有一家就有乾行氏、真瑞氏、小竹氏、少竹氏、允成氏、文星氏和悦庭氏等分支，可见其规模小而分散：“这些詹氏制墨家的实物，因其平民性的特点，因此大多易得，故收藏家多有贮存，甚至多达数十家、墨品多至数百种。”[64]

虹瑞关詹氏30世元秀（1627－1703）一脉就是典型的徽墨世家。据《鸿溪詹氏宗谱》记载，詹元秀的祖父辈在明代即开始经营墨业，传至其本人时“涉远经营，以扩乃目而广乃心，武林、吴门皆有车辙马迹，虽所规者什一，而不屑屑于鱼盐，浙水湖桐以资龙香剂用者，远师伭朗，近效幼博，则所货，盖文房上烟也，价不二如韩康之药，有法度如苏翁之萟树，三吴巨公文人靡不乐与之交，亦心折其高义，以是名益噪而赀乃益赢，视祖父若较裕焉。”[65]因此，元秀对于詹氏一族，有着重要的贡献。元秀生子三人：武龙（字振升，1652－1719）、武虎（字文炳，1655－1717）、武凤（字鸣岐，1659－1727）[66]，均子继父业，其所制墨品中，长子、三子的墨品，迄今尚有流传者，周绍良箧中所藏一笏詹振升墨，面楷书“钓璜”二字，下作两行：“詹振升法古”，阳识填金，背镂《渔钓图》，上角篆题：“姬受命，吕佐之、封在齐”，阳识；顶“廷逊氏”三字，楷书阳识。张絅伯亦藏一小挺，通体漱金， 面“尚方”二字，亦詹振升制，顶“廷逊氏”，气韵与此相仿佛。[67]武虎所制之墨，不见流传。而詹鸣岐之墨，亦在青史留名，且远销东瀛。日本人市河米庵所撰《墨谈》三卷，成于文化九年壬申(嘉庆十七年，l8l2)，其中所载詹氏墨工，约十余家，明代有詹华山、詹文生，清代则詹鸣岐、詹文魁、詹成圭、詹方寰、詹西园、詹子云、詹子雯、詹衡襄、詹茂圭、詹成宇、詹公五诸家。可知，詹鸣岐之墨颇为著名，其墨品迄今尚有流传。周绍良曾得一铤墨，一侧楷书“詹鸣歧制”四字，镂字处微凹涂以金地，墨闪闪发蓝光，而形制朴实，雕镂浑茂，一定是佳品。[68]

武龙、武虎、武凤之下的詹氏墨家，则声名更藉。除日本人著作中提及之外，从今天在收藏品市场上流通的传世墨品看来，詹成圭、詹方寰两家制墨，极为易得，可知32世以下的詹氏墨号经营业务之广泛。武龙生子天生、地生（号耀祖）、宇生（字方寰、号晃祖）；武虎生子元生（字成圭）、黄生（字辉祖）、洪生；元生生子永鏆（字若鲁、号惟一），永鏆生子国泮、国治、国涵、国醇（字从先、号古愚），国醇生子广桃（字应甲、号湘亭）。从30世至35世，六代之间，可以明确断定全部经营墨业，绵延不绝；且均有墨品传世、其中不乏制作精良、形色质俱佳者，从这些传世墨品的制作及其特点可以洞察到婺源制墨的家族传统、文人与墨号之关系等各端情形。以迄今传世墨品最多的詹方寰和詹成圭两支而言，足以见识婺源制墨的家族传统及其特点。

1、詹方寰墨

詹氏第31世 “武龙公（1652－1719），字振升……妣查氏……子天生、地生、宇生。”[69]上文已指出詹振升制墨之精良，而“佐父诒谋”则指在制墨行业上，父子相继的意思。武龙三子中，第三子宇生为清代徽墨名家，其所制墨品迄今流传尚广。32世宇生（1686－1769），“字方寰，籍名晃祖，国学生，康熙丙寅三月初一子生，乾隆己丑八月廿二申殁。慷慨仗义，经商齐鲁吴会间，济急扶危，所至有声”[70]又据《婺源县志》记载，“詹晃祖，字方寰，虹关人，国学生。慷慨仗义，和厚敦伦。尝经商齐鲁吴会间，济急扶危，所至有义声”[71]詹方寰一生长寿，生平历康熙而至乾隆，其子孙亦多经营墨业。詹宇生之子关郯：“（33世）关郯公（1706－1766），字孔咨，号业儒……子国栋、国权。”[72]关郯生二子，其中“（34世）国栋公（1726－1777），字廷珍……妣查氏……子广立，查出；广田、广功、广川，均俞出，田、川均早殁。”[73]国栋生子存二，其中“（35世）广立公（1748－1803），字慎基，国学生……妣吴氏……葬苏州。子高载，吴出；高驹、高第、高銮，陆出。”[74]兹引周绍良介绍的《詹方寰墨》一节，可知第35世制墨，且有墨品流传至今[75]。但周绍良因未能看到《鸿溪詹氏族谱》，故对詹方寰世系的判断不够准确，他认为“青麟髓”制造于乾隆丁卯年（1747），实应为更晚。因乾隆丁卯年詹方寰尚健在、而广立则迟至1748年才出生，而此笏“青麟髓”墨应该是后来詹方寰曾孙詹广立使用方寰旧存墨模制成，故墨注文“曾孙广立监制”，复云“方寰氏法制”、而未云“詹方寰制”。不过，于此却可知詹方寰及其子孙均世代业墨。因35世广立及妣、庶妣均“殁葬苏州”，可断言至此詹广立已经成为定居苏州的商业移民。总之，詹方寰所制墨品，自康熙、乾隆以历晚清，经久不衰，肆名世宝斋，而随后墨肆不断分业，且一旦另起炉灶，即须另加标识，号称“某氏”，这也是婺源墨号选用牌记时遵循的一大传统。詹方寰制墨，后代尚有“广立氏”、“文章氏”、“有章氏”、“詹纡三”、“瑞记”诸款，均为其后代所制。[76]由詹方寰一支制墨，可知詹氏墨商源远流长的家族传统。

2、詹成圭墨

詹氏第31世“武虎公（1655－1717），字文炳……子元生、黄生、洪生，均嫡出。”[77]詹武虎事迹，亦收入县志：“詹武虎，字文炳，虹瑞关人……”[78]族谱、县志均未指明詹武虎本人是否经营墨业，不过结合上述父子相继的情况及其长兄武龙的事迹，则可知武虎本人亦应当为墨商无疑。武虎生子三人：元生、黄生和洪生，以元生制墨最为著名：“（32世）元生公（1679－1765），字成圭……贾于吴，徽人士建积功堂以瘗埋旅榇，首捐千金为倡。晚年家稍裕……子永鏆。”[79]虽然詹成圭殁于乾隆间，不过乾隆52年续修《县志》并无收录其义行，直到嘉庆续修《县志》时方采入詹成圭事迹：“詹元生（1679－1765），字成圭，虹关人……侨居苏，市墨生理，遇荒赈饥，施棺布药，又捐千金于积功堂，买地以瘗旅榇……”[80]可知，詹成圭在苏州开设有墨号。詹成圭之名，为日本墨家所重视，可见其亦远销东洋。詹成圭传世墨品极为易得，据周绍良所介绍其所藏詹成圭墨品，均极为精巧、文雅[81]。詹成圭既立足于苏州一地，其子孙亦有多人经营墨业，且极为成功，遂多以墨业闻名于当时。詹成圭生子一人：“（33世）永鏆公（1704－1779），字惟一，籍名若鲁……妣查氏……子国泮、国治、国涵、国醇，查出。”[82]族谱中并未指明詹惟一制墨事迹，不过《婺源县志》指明其以古法制墨：“詹若鲁，字惟一，虹关国学生。自幼讲易水制法，业墨姑苏，名驰京省……”[83]詹若鲁生子四人，亦多业墨，至少次子、四子均为制墨家。其中次子詹国治：“（34世）国治公，字平先，号舜臣，雍正甲辰十二月初二卯生，乾隆甲申十二月廿五巳殁。公少读书，知躬行，事亲得欢心。贾于苏，继先志……”又据《县志》：“詹国治……壮游于苏，恪守先人遗志……”[84]詹若鲁第四子“国醇公（1737－1794），字从先，号古愚……子广桃，余出；广棨，汪出；广杼，徐出。”[85]詹从先父子之墨，尚有传世品可见。周绍良“箧中别藏有‘万国咸宁’墨，下注‘从先氏’三字，顶署‘唯一氏’，侧款‘詹成圭制’。”[86]周绍良曾“在张絅伯先生处曾见拓墨一纸，圭形小锭，面‘漱金家藏’四字，下端作两行：‘詹成圭监制。’背两螭；一侧‘四房从先造’，顶‘惟一氏’，俱楷书阳识。”[87]由此可知，詹若鲁制墨，亦为父子相继、沿用“詹成圭惟一氏”牌记。而詹从先墨的最大特点在于“过去对詹从先墨，多识其古旧”、“墨质精坚，造型古朴，是婺源墨中佳作”。[88]

詹氏第35世、国醇长子广桃（号湘亭，籍名应甲，1758－1841）于乾隆戊申年中举，后官至荆门直隶州知州，于湖北水利颇著政绩：“詹应甲，字麟飞，号湘亭，虹关人，寄籍吴县……”[89]詹应甲虽为官员，却仍自制墨，迄今犹可见此长方形墨[90]，应甲虽以科举入仕却仍以其自家墨肆制作品质精良的徽墨，此颇证明制墨源远流长的家族传统。另，《县志》既云应甲“寄籍吴县”，则可知詹惟一家族尚未完全入籍苏州。对此，另有证据。据《宗谱》，国醇次子“（35世）广棨公，字受初，籍名棨甲……乾隆戊戌五月十八丑生，嘉庆丙辰六月廿六亥殁。公生有夙慧，年十六，闻父卧疾姑苏，星驰而往，躬汤药，不遑寝处，旋闻母疾，复奔归，衣不解带者年余，以积劳成瘵、继得父凶问，一恸遂绝，人咸惜之……”[91]“卧疾姑苏，星驰而往”，则从婺源赶往苏州无疑。广棨之孙、高蔚之子“（37世）真珏公（1817－1878），乳名花九，字二玉，号璞斋，籍名台寄，寄籍吴县。由监生议叙从九，分发广东补用……嘉庆丁丑十一月初七亥生，光绪戊寅七月廿四辰殁。事略另传……”[92]可见詹氏墨商一族，虽在苏州经营墨业长达一百多年、历世六七代，不过詹氏的墨业经营，依然在婺源与苏州之间奔波不定，未完全入籍，这可能同婺源作为制墨的大本营无不关系。据《宗谱》记载，制墨与业儒从此两途并进成为詹国醇以下世代的一个新特点，这可能同詹应甲中式出仕的经历密切相关，詹氏墨商既能同御墨相联系、亦能考取举人，说明在儒和商的选择上，詹氏墨商也有现实的考虑。总之，詹氏已有多人不止在墨业一途进取，而又不少人开始入仕为吏，说明詹氏虽世代营墨，在职业选择上却也会因某些机缘而追随时代大潮流出现某些变异，以墨入仕、以墨改儒，或儒墨并举。

根据婺源县档案馆所藏档案资料，詹成圭墨号在民国二十四年依然营业，距离詹元生始创詹成圭墨号，已去二百年矣。因此，虹关詹氏堪称地道的徽墨世家，其墨业经营具有强烈的家族色彩，其墨号的牌记，绵延相续，堪称老字号；其墨品质量精良，制法古朴，具有广大的市场份额，这同詹氏一族恪守祖传制墨古法，不无关系。

（二）詹氏墨品具有平民化的特点，是其经营网络遍布全国的重要原因

“婺源墨不如歙县所产的徽墨那样隽雅大方，也不如休宁墨的精致绚丽，墨的质地远不如歙休的烟细胶清”[93]，总体上看其墨品较为粗糙，这一点却赋予其平民化的特点，更易为广大群众接受，而且婺源墨肆甚多、遍布全国南方各地，亦成为当代研究墨业发展史的重要资料。“詹氏墨品主要面向群众，因此其所制的贡墨、御墨极少，文人制墨数量亦不多见，不过因其往往选择‘御赐金莲’、‘龙门’、‘虎溪三笑’、‘壶中日月’、‘八仙庆寿’、‘八蛮进宝’、以至《西厢记》作为墨名，这些具有民间艺术特点都是一般群众所喜爱的主题，因其‘俗’而广泛流入民间。”[94]历代所修《婺源县志》记载的虹关詹氏一族经营地点就有浙省、楚蜀、苏州、粤东、京师等地，因为县志编纂的局限性，詹氏墨商的经营地域远不止此。编纂于光绪年间的虹关《鸿溪詹氏宗谱》，收录了一份明清以来詹氏从十二世至三十六世的详细迁派图，从中可以大略看出詹氏墨商家族的经营网络[95]。由此分迁图考可知，在三十世之前，虹关詹氏的迁徙主要是在婺源及其周边几个县邑，而到了三十一世之后，则这种迁徙范围大为扩展，已经远及山东、苏州、金陵、崇明、赣州、河南、河北、温州等地。三十一世裔孙生活的时代大体都在明代万历、天启年间，因为经营墨业是三十一世之后的主要行当，而且从《世系图》对这些迁徙人物的记载看来，他们绝大部分都是商人。虽然詹氏一族的迁徙原因未必由于经商、进而在侨寓地成为商业移民，但至少可以断定，在明代末叶及至《詹氏宗谱》修纂的清代光绪年间，虹关詹氏一族不断因经营墨业而向外迁徙。

（三）詹氏墨家在技艺上因循守旧，少创新，近代以来趋于衰落的命运

婺源虹关詹氏墨商以其独特的家族经营方式，以及家族传统代代相传的技术特点，迅速占据了清代墨业的中低档市场，名声大噪，而其传世墨品亦为今天研究中国墨业发展史留下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据。直至晚清时期，关于詹氏墨商的事迹，散见于各种报章和小说而不绝于缕[96]。上文还提到，到1920年代上海墨工罢工时，尚有婺源墨商2000多人，可知。

但是，近代以来随着西方自来水笔等文具产品的传入，墨商的产业亦受到大大的打击。湖南新化的书业条规之笔墨砚字帖等附云：“本店向来兼办湖笔、徽墨，端歙砚池以及古今名人字帖等，现在学堂不讲究此道，加以铅笔、天然墨、石笔、石板等各种新样出世，旧货一切不行，本店只择其中等者少为置办，以应零售；上品之货，尽可停办。”[97]及至民国二十二、三年，建设委员会经济调查所着手调查各地经济社会情形时，发现“徽墨日蹙，歙砚不见”，“各地特产，年来日就衰落，例如歙砚为歙县特产，自五代时新安李廷珪以善制墨闻于世，徽墨之名，遍于国中。徽墨之所以驰名，在昔自谓以黄山松烟制之品佳而价重，自墨水盛行，而墨之销路顿小，自洋烟输入，而墨之品质一变，沿海通都大邑之墨庄，以廉价之洋烟自制，固不须批购于徽州，即徽州墨庄反自沪杭购洋烟制墨，转辗运输，所费不赀，甚至同一质料制法之墨，徽州售价竟高于沪杭，而本烟墨则成本更高，无人过问，歙县墨店，每年仅产墨约四千斤，值六七千元，休宁屯溪烟墨每年营业共只二万余元，其式微可知。歙砚一项，识者谓其品高于端砚，至今好古慕名之人，求诸歙县，不获一覩，甚至砚店且有不知其名者，负数百年盛名之特产，衰落一至于此，亦可慨矣。”[98]民国续修《歙县志》也认为购买价格低廉的西洋烟作为制墨原料是导致徽墨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近自光宣以降，墨肆苟简图利，辄购国外所产之烟为之本烟，墨将绝于市。”[99]婺源墨商的文具店中往往兼营湖笔等，而湖笔的产量和价值也渐形衰落，“吴兴之湖笔，名闻全国，系产于吴兴东南之善琏镇，居民均以制笔为业，约有百余家，每年产值约一百零二万元，制笔所用之毫毛多贩自山东安徽江苏，笔杆则均来自余杭，该地笔庄有二十余家，交易多在茶楼，近年以来，铅笔钢笔，销路顿畅，湖笔亦渐灭退，当尚可维持云。” [100]在此大背景下，婺源墨作、墨商的衰落不可避免。

今保存在婺源县档案馆的两份墨商档案资料[101]，具体而微地揭示了婺源墨商的近代命运。呈词之一称：“窃雨生前充婺源县第九区虹关乡第二十保保长之职，勉力从公，经逾一载，嗣因环境所迫，去夏辞职，往粤谋生……雨家确非殷实，粤中商场不景，难以支撑家资时虞缺乏……但此日商务艰危，以[已]成强努[弩]之末，负欠累累……”呈词之二称：“窃深如世居虹关，务农为业，昔年先人曾在广东省垣纠股设立詹同文笔墨店，兼营商业，当该时经营所入，尚足敷衍，自后外货倾销，日盛一日，天然墨、墨汁、墨水、自来水笔等相继而至，吾国原有之笔墨销路遂一落千丈，全年营业收入不及往年十分之一二，而广州生活程度既高于内地诸省，又负摊派公债、缴纳捐税之责，店中人工薪给开支耗费等等，更高于往昔数倍以下。深如日以先人缔造之业，不忍自我而绝，勉强支持，聊以维持先业，藉谋升斗之资，……无如在此全国迷漫于不景气之际，商业不振，农村衰落，笔墨业已衰败至没落之途……”以上两份呈词中的诉讼主体，均为虹关詹氏墨商，经营地点均在广州，时间均为民国二十几年，可见民国时在广州经营的婺源墨商尚多。但从两份呈词行文所沥陈事实，足见近代以来婺源墨作、墨商的产销已趋式微。

 城固宝山(1998年发掘报告)(精)

基本信息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页码：211页码
出版日：2002年
ISBN：7501013896
条码：9787501013890

版次：1版
装帧：精装
开本：16
中文：中文

内容简介

　　陕西汉中的城固、洋县一带，传说很早就有青铜器出土。其受到考古学者的注意，始于1955年城固苏村商代青铜器的发现。其后自淆水河到汉江沿岸，出土青铜器的讯息陆续不绝，学术界迫切要求对其情况有较深入的了解。特别是1983年洋县张村所出的牺尊，因其形制、纹饰与早期流散，为美国沙可乐氏收藏的一件几乎全同（参看白克礼：《沙可乐氏藏商代青铜礼器》，1987年），使外国学者的目光也集中到这里来了。

　　《城固宝山》的作者赵丛苍教授，在撰写学位论文期间，即对城固、洋县青铜器作了系统的综合研究。1990年春，他率学生在城洋进行考古调查，历时两个多月，搜集了大量材料。宝山遗址便是在这一期间发现的。他的论文《城固洋县铜器群综合研究》（《文博》1996年第4期），已为研究有关问题所必读。1998年1月至1999年5月，由赵丛苍教授主持的宝山发掘终于施行，补充了这一地区殷商考古的空白。

目录

　　前言

　　第一章文化层堆积和分期

　　　第一节文化层堆积

　　　第二节遗址分期

　　第二章仰韶文化遗存

　　第三章龙山时期遗存

　　　第一节早段遗存

　　　　一、遗迹

　　　　二、遗物

　　　第二节晚段遗存

　　　　一、遗迹

　　　　（一）房屋基址

　　　　（二）烧烤坑

　　　　二、遗物

　　　　（一）陶器

　　　　（二）骨器

　　第四章商时期遗存

　　　第一节概述

　　　第二节遗迹遗物

　　　　一、遗迹

　　　　（一）烧烤坑

　　　　（二）烧土圈（坑）遗迹

　　　　（三）房屋基址

　　　　（四）铺石遗迹

　　　　（五）陶器坑

　　　　（六）墓葬

　　　　（七）动物坑

　　　　二、遗物

　　　　（一）陶器

　　　　（二）青铜器

　　　　（三）骨、角器

　　　　（四）石、蚌器

　　　　（五）其他

　　　第三节分期与年代

　　　　一、分期

　　　　二、各期陶器的主要特征

　　　　三、年代推定钮

　　第五章汉代遗存

　　　第一节遗迹

　　　　一、铺石遗迹

　　　　二、储藏坑

　　　第二节遗物

　　　　一、陶器

　　　　二、铜器

　　　　三、铜钱

　　结语

　　　一、宝山一期遗存

　　　二、宝山二、三期遗存

　　　三、宝山商时期遗存

　　附表

　　　附表一宝山遗址商时期烧烤坑登记表

　　　附表二宝山遗址商时期墓葬登记表

　　　附表三宝山遗址商时期烧烤坑出土陶片陶系统计表

　　　附表四宝山遗址商时期烧烤坑出土陶片纹饰统计表

　　　附表五宝山遗址商时期烧烤坑等典型遗迹单位出土陶器器型统计表

　　　附表六宝山遗址商时期各期主要陶器型式分布表

　　　附表七宝山遗址商时期典型陶器分期图表

　　　附表八宝山遗址汉代储藏坑登记表

　　编后记

　　英文提要

……[看更多目录]

序言

　　2002年秋天，西北大学欢度其一百周年的校庆。在这前后，西大文博学院考古专业发表了一系列代表性的成果，包括扶风案板、西安老牛坡等发掘报告。《城固宝山——1998年发掘报告》系最新出版的一种，是对商代考古的重要贡献。

　　西北大学的考古专业已经有四十多年的历史。大家知道，近代考古学在20世纪初传进中国，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最早由中国学者自己主持的考古发掘是在1926年，随后于1928年开始了殷墟的发掘，从而奠定了中国考古学的传统。当时负责工作的考古学家，不少曾在外国留学，我国尚无考古学的系统教育。建国后才在大学里创设考古专业，首先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的北京大学。1956年，西大开设考古专业，是全国第二个开设考古专业的高等院校。

　　在西大设立考古专业，当然并非出于偶然。学校所在地西安是周秦汉唐古都，而以西安为核心的大西北，又在史前和历史时期考古中居十分重要的地位，于此设置发掘研究、培育人才的中心，实系势所必至。因此，西大考古专业一开办，就得到考古、历史、古文字等多方面著名专家的支持。近半个世纪的事实证明，西大考古专业在科研、教学方面都成绩卓著，推动了学科的前进。出身西大的考古学者，不仅遍布于西北各省区，还支援了国内各地，成为考古文博界的重要力量。

　　《城固宝山》报告所体现的，是西大考古专业近年的最新收获之一。

书摘

插图：

后记

　　宝山遗址的发掘工作由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承担。本次发掘由赵丛苍主持，赵胜利、张志勤参加了发掘的全过程，史来兴参加了部分发掘，城固县文化馆多名干部参加发掘见习，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考古专业96级研究生田小娟参加了实习发掘。

　　本报告由赵丛苍执笔编写。报告中的插图由赵丛苍、黎霞、康娟绘制底图，陈新儒、黎霞、吴遵林、张小丽清描墨线图。器物照相由赵丛苍、赵胜利、杨建祥协作完成。英文提要由何建木翻译。出土文物的修复主要由赵胜利承担，张志勤、杨建祥等先后参加了修复工作。郭妍利、田小娟、丁岩等参加了发掘资料整理的部分工作。

　　国家文物局、陕西省文物局对本次发掘给予了大力支持与资助。该发掘与研究还被列为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九五”规划基金研究项目、陕西省教委专项科研基金项目。汉中市文物局、汉中市博物馆、城固县文物局暨文化馆、宝山镇政府与宝山村委会及洋县文博馆、凤翔县博物馆等，对发掘和资料整理工作予以积极配合并提供了诸多方便。西北大学及其所属文博学院十分重视本次发掘与研究工作，学校并从“211”工程经费划拨专款用于报告的出版。以上各方面的关心与支持，保证了整个工作任务的顺利完成。

　　李学勤先生热情地为本书作序，张天恩先生对报告编写提过宝贵意见，文物出版社葛承雍先生和窦旭耀先生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艰辛努力。

　　值此报告付梓之际，谨对关心和帮助此项工作的单位和个人表示衷心感谢。

　　本报告的编写，时间十分仓促，缺点与错误是难免的，希望学界专家、同仁批评指正。

  仙居高迁古村

何建木  李盛富

【原文发表于《寻根》2008年第3期】

高迁古村位于风光旖旎的浙江省仙居县白塔镇，东距县城19公里，与坐落在白塔镇的国家AAAA级风景名胜区神仙居、景星岩、雪洞等著名景区为邻，东面是开阔的白塔盆地，南依景星岩，西邻永安溪，北接35省道和台金高速公路，拥山环水，景色宜人。整个古村依青山为屏，秀水为带，地灵人杰，融山、水、古建筑群为一体，是浙东乡村民俗文化的集合地。在2001年进行的浙江省历史文化遗产普查中，高迁下屋村古建筑群被列为历史地段类，才使这一藏在深闺的古村落更为世人所知晓。

高迁古村有700余年历史，人杰地灵，是吴氏家族的聚集地之一，也是典型的江南望族居住地，居民以吴氏家族为主，是吴氏宗族组织管理下的血缘村落，至今还聚居着1000多户人家，仍然保持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民间习俗。仙居吴氏宗族，祖根无锡梅村，始于五代（梁）银青光禄大夫吴全智。仙居吴氏开基始祖吴全智，是唐代“文简先生”吴翥的后裔，吴石庆之长子。吴全智世居遂昌，进士出身，曾官后梁银青光禄大夫、国子祭酒兼侍御史等职，于唐光化年间（898年）由遂昌迁居仙居下砾村，其后裔除留居仙居外，还播迁至浙江诸多县市与国内外，其中尤以永嘉、永康、东阳和磐安等县为多。吴全智生一子：吴陈。二世吴陈，由右科仕(后汉)副将，生二子：吴发、吴胜(早夭)。三世吴发，娶鲍氏，生一子：吴福。四世吴福，娶应氏、裘氏俱早亡，续娶闽省颜商之女，合葬东山，世称婆墓，生一子：吴奉。五世吴奉，娶陈氏，生四子：吴皓、吴经、吴设、吴纬(出继西柳柳氏)，皓、经、设分迁仙居之上宅吴桥、中宅东州、下宅厚仁，吴设乃为下宅支祖，至其十七世孙吴熟（字子仁，1326－1378，任元季台州路巡防、浙东道副都元帅、怀远将军兼仙居县尹）始居高迁，是为高迁派祖。仙居吴氏发展史上曾涌现出北宋龙图阁直学士吴芾（1104－1183）、南宋左丞相吴坚(1213－1276，时右丞相为文天祥)、明代左都御史吴时来（1527－1590）等名流俊杰。吴氏子孙多为谏臣、官宦，宋明以来中进士、举人者，多达四十余人。古往今来，吴氏宗族人才辈出，增添了高迁古村深厚的历史底蕴。

高迁古村最值得关注的是其规模宏大的民居建筑群，布局精美，气势恢宏，大小院落分布有致,虽历经数千年风霜雨血，但仍然保存完整，是珍贵的古代建筑文化遗产。高迁古村落始建于元代，但现存的建筑和村落格局是清乾隆至咸丰年间以后建成，村落基本保持清代至民国初年的风貌，是浙江中东部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古村落。高迁古屋村落分上屋村和下屋村，传统建筑为天井民居形式，村落内水系依地势由南向北成“川”型独特格局。现存建筑基本保持清中叶以来的风貌，主要建筑则是依照太和殿模式相继建成的六叶马头四开檐“三透九门堂” 十三座楼房 (称宅院)，除烧毁二座外，现仍存十一座。除这十来座精美的大型民居建筑之外，高迁古村中尚保存有为数众多虽精致不足、但占地面积亦甚宽广、建筑风格各具特色的清代至民国初年建成的普通民居，每座宅院风貌特异，但总体特征则是注重细部的雕刻艺术。高迁古民居的雕刻艺术，以质地分，有木雕、石雕、浮雕、雕刻技艺精湛；按内容分，有表现自然山水，反映传统戏剧故事，表现才子佳人等题材。众多人物形神皆备，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尤以木透雕动物、花卉、木浮雕人物故事让人叹为观止。

走过高迁古村，从宅院的命名：省身堂、新德堂、思慎堂、慎德堂、日新堂、积善堂、仁德堂、余庆堂等等，可以看出吴氏家族子弟重以德养人、以书教人、追求功名的传统美德。与明快的小桥流水人家式的其他各地古村落相比，高迁古村的家族血缘色彩更为浓烈。

其中，省身堂反映了吴氏族人德行修练的崇高思想境界。此堂为吴培洪（字世金，1798－1854）所建，相传其人，遵循孔孟之道，每日在此“三省其身”，恪守情操，德高望重，受人敬仰，而取其名。一进入省身堂，会闻到樟木的香味。省身堂最有特色的是中堂前方屋檐下柱子上的“雀替”，俗称“牛腿”，又称“撑拱”，是明清古建筑中的上檐柱与横梁之间的撑木，主要起支撑建筑外挑木、檐与檩之间承受力的作用，使外挑的屋檐遮风挡雨，又将其重力传到檐柱，使其更加稳固，体现古人建筑的智慧。省身堂牛腿雕刻的是狮子回首图案，狮子以东为尊，东大西小。东边威武的狮子是雄狮，它足踩一个球，暗喻镇威避邪；西边的狮子表情温和，是雌狮，温柔地抱着一头小狮子，暗喻子孙后代绵延不绝。省身堂北门上的浮雕刻有“三娘教子”等富有教育意义的传说故事，表明主人重视对后代进行德行教育。

折桂堂，专出吴氏名士贤人。“折桂”是指求得上进、搏取功名之意。门堂有太极八卦图，东狮壮龙，南瓶四鱼，四角分别为葫芦、蝴蝶，周有梅花图案。中堂八扇门雕刻，从西到东的透雕为八仙人物，人物栩栩如生，还刻有高山流水、西厢记、梁祝、姜太公遇文王等故事，可见主人喜好史书，怡情养性。折桂堂是名副其实的名士荟萃之地，曾出过不少官宦、进士、举人等文武人才，美名远扬；现当代也出过不少在国内外均有较高名望的吴氏后裔。在折桂堂门口，立有一门匾，写有“椿树长荣，齿德兼贞”字样。折桂堂内西侧还贴有官报十多条。生活在宅院内的老人称这个天井为“勤堂书画”，意即一进门堂首先就能看到门堂地面东侧有“书”形图案，以八卦和太阳月亮为中心，向四周扩散开来，分别镶嵌有狮子、荷花、喜鹊、花瓶、鱼、蝴蝶、麒麟、蟠桃、笔、画卷等图案。天井的图案设计蕴含着阴阳平衡，环境和谐，地轴四平八稳，尊崇自然规律，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出入平安，生活如鱼得水。这种天井的布局设计也象征着古人对天地自然的敬畏，对和谐美好生活的向往。

慎德堂也是耕读世家的居所，处处充满了书香气味。慎德堂为清代乾嘉年间吴树凤、吴熙河所造。此堂奉行以德养人、以俭治家，是典型的耕读世家，曾产生过一位优秀士子吴蓼溪（1840－1892），为台州府六县秀才头名。慎德堂是高迁古村落明清住宅的精华代表作之一，也是高迁古村的中心。此宅院属二进二明堂的前厅带后堂天井的格局。形态构成的基础为：马头墙封护，青灰色瓦征，本色门面，色彩朴素而鲜明。慎德堂楼轩相连，古朴典雅，梁柱及门窗上雕刻的飞禽走兽，有的虎奔麟腾，有的隐龙喻凤，极为精致。慎德堂中堂有一扇高迁仅有的“全窗”，由三扇窗组合而成。全窗的外观看起来颇为华丽，采光好，易透气。窗中央嵌有太极八卦图案；窗上蓝色的装饰物叫“绿石岩”，也称“浮石”，是仙居本地产的一种矿石，清代建堂以来一直镶嵌在窗格上。慎德堂后堂四扇侧窗题有各种唐诗宋词。隐嵌于天井中的“书”，柱头上的“琴”、“棋”、“书”、“画”，以及墨迹斑斑的各类官报、学报，无不诉说着高迁源远流长的家族史，书香德馨渗及一根根梁柱。慎德堂宅院的瓦片是用“花头瓦”装饰成的，门堂天井是由细小的鹅卵石铺就的，一条高高的门槛足有45厘米高，轿厅（又称茶厅）的屋檐下悬挂着“中书第”的匾，大门口的内侧用本色木料雕刻的龙喷水状以示镇火，更有意思的是这种两进式的宅院约有二十八间厢房，各种人员按身份居住。

思慎堂因曾诞生过七位武举人而闻名遐迩。思慎堂是练武世家的居住地，父吴孔星（1684—1793）为浙江省试第十九名武举人，其二子也先后考中武举，此堂先后出过七位武举。门堂里石板裂缝较多，是武举人在此长期习武的缘故。门堂中央有两个石锁，大者重320斤，小者重180斤，据说武举人一手就可把180斤重的石锁举过头顶。门堂西北有两条石阶，相传武举人站在这两条石阶上，十几人合力用绳拉他，人没被拉下，石阶却因受力向外移了几厘米，足可想象武举人力大无比。中堂两边的门板上排列着“捷报”，这是科举时代考上状元、进士、举人的喜报，这些捷报都写明中式的年份、科次和名第，迄今清晰可辨。侧窗有一处很特别的设计，雕刻有剑、戟等各种兵器。据说思慎堂左右两扇半腰门都有家丁或武士守门，体现了武举人的尊贵身份和地位。

新德堂是一座线条简洁的清代建筑。据家谱记载，该堂大约建成于1800年前后，为吴洪标、吴树哲父子所建，位于高迁民居最东面，是民居建筑群中保存最完整的建筑，为二透六门堂。这座大院是典型的四合院布局，单檐二屋楼房，二进厅堂，两堂有厢房，门堂套门堂，前后与外相通，共四十四间房。整座房子为双坡顶，座北朝南偏东。相对清朝建筑的繁复来说，这座院子延续了整体风格简洁，线条流畅的明朝建筑特点。新德堂分为“两进”，一进是天井、中堂，二进为后门堂、封火墙。此外，还有后花园。后花园花墩刻有牡丹、荷花、菊花和月季，象征着春夏秋冬，而凤凰则寓意着吉祥如意。后花园两边的厢房，称为“柴房”，用来堆放杂物。

日新堂、积善堂、余庆堂三座建筑合为高迁古村单体面积最大的三透九门堂，为盐商、大财主吴熙连（字振兴，1796—1863）所建。日新堂门楣上写着“若作室家”四字，意即暂把此处当作家，显示出主人热情好客的一面。穿过后天井，走过暗廊道，来到正堂。宅院两扇正窗都是完整的太极八卦图，窗户流金溢彩，可见当时的主人生活富有奢华。日新堂面阔三开间，牛腿上隐约饰有彩绘。还有一扇八卦窗，八卦图四周有四个花瓶，每个花瓶都有一个中国结，寓意“四平八稳”。在西边的窗棂上雕刻着宋代理学大师程熙所作《秋日偶成》中的诗句。当中的“富贵不淫贫贱乐”，可以窥见富豪吴熙连也有自我勤勉的上进精神。积善堂的门楣上写有“南屏秀峰”四字，蕴含了这座宅院优越的地理位置。积善堂坐北朝南，正对仙居另一著名景区景星岩，景星岩又称屏山岩，“南屏秀峰”因此而来。左右两侧门楣上的“占大壮”、“咏斯干”，占为卜，大壮为强盛、盛大，是用来祈愿家族昌盛；“咏斯干”则是歌唱仙居的山涧，表达了村民的美好愿望。余庆堂则蕴涵着一个美丽的传说故事，人们可以从民间故事中看民风。相传此堂主人从仙居西南的皤滩镇挑东西回家，途经韦姜溪，见到四个无处可归的孩童，就带孩子们回家，泡茶给小孩喝、热情款待，那五孩实为五星下凡，他们感念恩人积德行善，就让主人勤劳致富。有关五童的民间故事，家喻户晓，表现了此地淳朴的民风。古村前方是景星岩，西侧是神仙居，两山之间的灵气汇聚于此，墙上的壁画与书法有“云蒸霞蔚”四字，就传达了这种意思。堂中东西两柱子上的牛腿刻的是同是一只梅花鹿，所不同的是西柱上的鹿还叼着一棵草，民间传说此草救过一位被猎人追捕的难产妇。这个宅院五代人世世同堂，迄今居住其间的吴氏后人还保留着纺纱、织带、编草鞋、打年糕、做佛事等农耕年代的生活习俗。中堂上方有块大匾，写有“积善余庆”四字，寓意深远。这块匾是浙江提学司使袁大人在他的外祖吴凤鸣九十大寿时所送，制作时间为宣统二年中秋。余庆堂最具特色的是地幔砖的铺设式样，整个天井被划分为大小不同的垄，其间分别铺设不同形状的石子，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图案，有梅花形、叶形、扇形、铜钱镂花、勾连花纹等图样，令人称奇。

总体而言，保存完好的高迁古民居外型优美，立面简洁，构架坚固，以镶嵌在门窗棂台上精美的石、木雕刻闻名遐迩。这些石、木雕刻玲珑剔透，风格多样，或古拙，或匀称、或简洁，或繁复，或遒劲雄奇，或细密工整，是我国古代民居雕刻艺术的集中体现，具有高度的观赏和研究价值。如此规模宏大的古建筑群体留存至今，实为罕见。高迁古村的民居院落山水环绕，天人合一意境美；白墙灰瓦流水柳树，世外桃源心境美；雕刻画栋石子门堂，文化艺术融合美；居乐古戏花灯节事，生活情趣真实美。迄今保存完好传统生活方式和民间习俗的高迁古村吴氏家族聚落，是一座不可多得的活着的民俗博物馆。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南汇区委政策研究室；浙江省仙居县老龄办公室）

关于开展“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纪念活动的通知

                                              （该通知刊登于《南汇经济》杂志2008年第2期）

全体会员：

    今年12月18日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纪念日。自1978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取得了举世震惊的辉煌成就。为迎接改革开放三十周年重大历史纪念日，我会决定举行纪念活动，其内容是：

    一、开展“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征稿活动

征稿内容:以解放思想和发展是硬道理为指导思想，紧紧围绕南汇区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的主题，颂扬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总结历史经验。重点在农村、企业、金融、财税、外贸等体制改革，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园区建设，城镇化，“三农”建设等方面。

    征稿要求：以总结性论文为主，以翔实的史料，充分可靠的依据来阐述巨大的变化，以科学的态度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

    截稿时间：2008年10月25日

    二、召开第一届“南汇经济论坛”研讨会

    挑选征稿中的优秀论文在“南汇经济论坛”上研讨。

    三、征稿评奖

由学会组织评审会，在征稿中评选一、二、三等奖若干，给予一定的奖金。

四、编辑专辑

    在征稿中挑选优秀论文，在《南汇经济》杂志上专辑刊出。

    五、评选南汇区改革开放三十件大事

自改革开放三十年间，在我区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方面发生了许多值得纪念的大事。以选择三十件大事来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为此，请大家积极推荐。我会在大家推荐的基础上，组织评审人员评选出我区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方面具有重大纪念意义的三十件大事。凡推荐的大事，经评审入选，给予推荐者一定的奖金。

    请全体会员踊跃参加，以大家的智慧、集体的力量办好这项活动。
特此通知
                               
                  上海市南汇区经济学会                              
                     2008.8.10

附：联系方式：电子邮箱：nhjjxh@126.com 电话：38228089

    联系人：薛晓倩  高 丰